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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观奇:为阶级斗争理论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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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4 21:45: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按:文革实践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上面这本书是项观奇教授对文革的成败得失从马列毛主义理论上进行的初步总结。对文革有不同观点的老师不妨看看。项观奇教授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捍卫文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原则,同时认为文革的具体做法有不少错误。项观奇教授在《半社会主义论》中从立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与其采用文革打倒再解放这种割韭菜的方式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如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宪政。我个人认为社会主义宪政实质就是制度化的文革,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制度化法制化。无产阶级打倒走资派不是采用暴力而是手中的选票。7、8年或者4年来一次,用自己的选票选举和罢免领导人。资产阶级的专政(民主)可以做到,无产阶级已经掌握和巩固政权下的专政(民主)完全可以做到。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比资产阶级专政更文明和进步的专政。人民同样享有四大自由,但是这个自由是以遵守社会主义宪法为前提的,以尊重人权为前提的。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违反社会主义宪法随便侵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人身权利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亵渎,是犯罪。

论毛泽东历史思想                     
                兼为阶级斗争理论正名
                                      
                       项观奇
                 德国莱茵出版社                                            
                    20061226
   
               
前言
第一章    阶级斗争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
第二章    阶级斗争观点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一节    坚持阶级斗争观点的理论意义
        第二节    坚持阶级斗争观点的实践意义
        第三节    最新的历史    最新的教训
第三章    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艰难过程
   第一节    路线问题  领导人问题  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严峻问题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有待探讨和发展
              第三节    仍然需要向马克思主义导师请教
     第四章    毛泽东对社会主社会阶级斗争理论的贡献和局限
                      第一节    关于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
     第一题  以阶级斗争为纲    建设一个新世界
          第二题  面临重大历史转折  曲折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
          第三题  反右” “反右倾必须彻底反省
               第一点反右斗争是对党接受批评的否定
               第二点反右倾是对党自我批评的否定
          第四题  重提阶级斗争    开展社教运动
        第二节    正确处理文化大革命这笔遗产
                第一题  总结文化大革命的两种不同态度
            第二题  发动文化大革命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
            第三题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探讨及其伟大贡献
            第四题  认识上的严重错误  实践上的严重偏差
第五章    毛泽东的理论经受住了历史检验
         第一节    毛泽东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第二节    毛泽东的理论经受住了检验
         第三节    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左派立场
         第四节    用阶级观点科学认识所谓的左派右派
第六章    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  放手发动群众
  第七章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第八章    高举半社会主义红旗   前进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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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4 21:48:36 | 显示全部楼层
  前言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是继列宁之后, 全世界范围里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思想是从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产生的、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这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这笔财富属于中国人民, 也属于全世界, 它首先应该受到中国人民的珍惜.
    正像任何人的理论贡献都有历史局限一样, 毛泽东思想也不例外, 这正是我们需要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据和责任. 这是一个不会完结的人类的认识过程.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也是最早的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不是偶然的, 既不是人为树立的, 也不是轻而易举得到的, 而是在那一历史时期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实践中, 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 在反反复复的胜利和失败的比较中, 选拔出来的. 这正如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时所说, 马克思比他周围的其它任何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 如果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 “天才无非是比别人聪明一点”. 历史事实正是这样, 毛泽东比中国共产党的其它任何一个领导人都站得高些, 看得远些. 毛泽东和马恩列的不同在于, 他在建国后的长时间的执政过程中,  既有伟大的功绩, 也有不小的错误, 这对一个气派宏大的历史人物来说, 是常见的. 功过既不可比, 也不能抵销, 但是, 功是主要的, 过是次要的, 总起来说, 毛泽东是这个时代的天才, 其它人至多是能者.
    现在提出这样一种说法, 说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的集体的创造”. 这个意见, 看起来似乎不错, 其实, 真正的用意不过是为了贬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这是很笨拙的. 正像没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的集体创造一样, 也没有人说列宁主义是列宁和他的战友们的集体创造. 恩格斯对于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尽人皆知的, 但恩格斯自己谦虚地说过, 没有他, 马克思自己也很容易做到. 列宁也说, 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马克思主义一般说来是公正的.
    承认马克思、列宁的理论权威, 不是神话他们, 而是有利于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有利于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划清界线, 有利于维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纯洁性. 事实上, 坚决反对林彪 “天才论” 的正是毛泽东. 所以, 必须认清, 分岐的实质不在于是否反对 “天才论”, 不在于是否反对个人崇拜, 也不是争论发明权. 分岐的实质在于是否承认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权威, 是否承认毛泽东创造毛泽东思想的权威, 尤其在于是否承认毛泽东晚年仍在坚持并发展着毛泽东思想.
    所谓毛泽东 “是人不是神” 的说法, 弦外之音就是 “人总会犯错误”, 最终要说的则是 “毛泽东晚年违背了毛泽东思想”. 运用这种政治技巧的目的, 就是要贬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贬低毛泽东的水平, 最终证明毛泽东晚年犯了重大错误, 要由他们这些曾经参加过 “集体创造毛泽东思想” 的 “战友们” 来匡正.
    然而, 历史事实不是这样. 如同恩格斯所说, 马克思是天才, 我们至多是能者. 天才是不能妒忌的, 批评马克思是后人的事情. 一点不错. 近几十年的历史已经雄辩证明, 当年掀起的批毛浪潮, 不过是一股修正主义思潮, 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 不过是反映了封建化的官僚特权阶级、暴发的新生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的历史要求.
    人是会犯错误的, 再伟大的人物也不能例外. 毛泽东不仅晚年, 从建国后的五十年代就出现过一些错误, 而反右、大跃进 (含反右倾)、文革三次错误尤甚. 推倒这些错误, 推倒迷信, 从错误中总结教训, 是党心、人心所向. 但是, 走得过远, 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 就走向反面了. 最终的恶果是用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代替了马克思主义路线. 这在当时是必然的, 即所谓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决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带根本性的错误. 他们说『毛泽东晚年违背了毛泽东思想』, 事实正相反, 毛泽东直至临终, 始终坚持并发展着毛泽东思想, 把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 在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路线的问题上, 在通常所说的大是大非、事关全局的问题上, 毛泽东坚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 而且, 分岐的焦点和实质在于, 他们所批判的所谓的错误的理论观点, 其实正是正确的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观点.
    毛泽东自己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 一件是新民主主革命, 一件是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防止执政党变修的文化大革命).  作成其中的一件, 已经可以提出毛泽东主义了, 但毛泽东一直没有同意这样做. 这既是谦虚, 也是郑重, 这和随意提 “理论”、 “学说”、   “发展观” 的那种无知和可笑, 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以苏、东社会主义事业的惨败作为一种历史尺度来衡量, 仅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贡献就足以担当得起毛泽东主义的提法. 而这样宝贵的理论财富, 却被不读书、不看报的邓小平一伙抛弃了.
    可以嘲弄毛泽东, 但是历史无法嘲弄. 神气一时的批毛, 最终只不过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能回避的历史任务: 在思想、理论、路线上需要拨乱反正.
    不是有 “四个坚持” 的说法吗?对于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似乎是没有分岐的, 但具体到什么是马克思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有分岐了. 对于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不能不辩论清楚. 进行这样的辩论的意义不在于为毛泽东辨诬. 这并不重要. 毛泽东不是预言过他也要跌得粉碎吗?重要的是我们要弄清什么是正确的理论、路线, 什么是错误的理论、路线, 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到劳动人民命运的头等大事.
    这不是一句套话. 任何一个有觉悟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面对劳动人民地位的重新下沉, 面对一部分劳动人民重新陷于苦难之中, 面对两极分化, 面对权钱交易, 面对贪污腐败, 面对党在走向衰弱, 面对社会风气步步变坏, 面对国民素质严重下降, 面对基础工业、科学尖端以及综合国力、环境保护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不断拉大的差距 ……一句话, 面对国家的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严重问题, 都不能不认识到在思想、理论、路线上拨乱反正的现实意义.
    这真应了毛泽东的一句话: 思想上、理论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我们已经到了必须重新进行历史抉择的时侯了. 时不我待. 一个如此人口众多的大国, 时间是耽误不起的.
    所谓不管姓社姓资的说法是一种麻痹党、麻痹劳动人民的欺人之谈. 与此不同, 毛泽东则主张, 一种路线, 一种观点要经常讲, 反复讲, 只给少数人讲不行, 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 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思想、理论、路线是党的生命线. 它即是保证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 从而推动历史前进的生命线, 也是保证党永远站在劳动人民一边, 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生命线.
    所谓不管姓社姓资, 不管白猫黑猫, 实际不是不管, 而是站在姓资的一边管姓社的. 过去说走资派, 冤枉了不少人, 现在看来, 不仅真有走资派, 而且还带上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 连资产阶级民主派都够不上. 邓力群同志在回忆录 <十二个春秋> 中说, 陈云同志在回答李先念同志关于 “赵紫阳像不像走资派” 的问题时, 干脆回答:“什么像不像, 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其实, 这话用在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身上更合适.
    这样的领导人占统治地位, 他所推行的路线占统治地位, 只会领导我们走封建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是一条最糟糕的祸国殃民的道路, 它连走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都不如, 更不用说走真正的社会主义____在现时亦即走半社会主义的道路了.
    所以, 提倡并推行 “不辩论” 是错误的. 一是, 事关大局, 事关路线, 不能不辩论清楚. 二是, 不辩论是虚假的, 实质是专断粗暴地不许别人和他辩论, 妨碍他推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 别说辩论, 就是贯彻他的路线不得力, 也被威胁要 “下台、换人”, 其霸气可见一斑. 他们决不是打左灯, 向右拐, 而是打右灯, 向右拐.
    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在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不惧怕辩论, 真理总是越辩越明. 而且, 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追求的作为一种基本以公有制为前提的新生的社会制度, 比起已经有几千年历史的私有制制度, 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 实行起来其难度大得无法可比. 马克思恩格斯只是从他们那个时代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框架. 历史证明, 社会主义一旦落实到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 不同地区, 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千差万别, 操作起来十分困难, 不断修正错误是必然的. 在这一艰难的前进过程中, 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必须顺应实际, 和实际相结合, 而不是把理论变成一成不变的教条. 承认这一事实,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 不断地结合实践进行反反复复的理论探讨, 包括进行严肃的认真的辩论, 也包括对所犯错误进行及时的坦率的反省, 都是非常必要的.
    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 就没有正确的实践, 同样, 没有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的创造性的理论探讨, 就没有正确的理论. 面对今天世界范围里的新情况, 资本主义的状况不仅已经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 就是和列宁斯大林时代、甚至毛泽东时代相比, 也有了巨大的变化. 而社会主义运动在经历了列宁斯大林时代、毛泽东时代的伟大胜利之后,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 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重失败. 在这种严酷的铁的事实面前, 真正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人民的共产党人, 必须经过对现实的认真研究, 包括经过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 从而作出科学的解释和回答. 在这种历史转变的重大关头, 不管姓社姓资, 不管白猫黑猫, 是一种对党的事业、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 是一种理论上无能而又一意孤行的顽固态度. 看起来, 似乎是要推倒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 实际不仅验证了毛泽东的批评, 最大的恶果是贻误了国家大事, 使党的事业走偏方向.
    这一切说明, 进行思想上、理论上、路线上的认真讨论, 辨明大是大非, 是今天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这种讨论应该能够在充分自由的环境里展开.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 政治实质只属于极少数人, 劳动人民被排斥在议政之外, 但人民说话还是自由的, 虽然没有实际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 议政不能只属于领袖, 只属于政治局. 广大人民群众都有权利关心国家大事, 都有权利议政, 政治不应该再被少数人垄断. 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 就是一句空话, 就完全背叛了人民群众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
    一个人民连自由说话的地方都没有的国家算什么社会主义国家?
    尽管毛泽东不只一次呼唤人民,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并敢于放手发动群众, 但实行起来, 又不彻底, 又划定了框框, 还是 ‘舆论一律”, 最后酿成一次次政治悲剧. 历史告诉我们, 从斯大林到毛泽东, 到邓小平, 到现在, 长期不能解决政治探讨自由、言论自由的问题, 这是完全违背社会主义原则、违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它是社会主义运动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来, 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应该是最彻底的. 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就在于解放人. 消灭阶级, 消除异化, 使人从生存上、精神上得到彻底的解放, 成为完全自由的人, 这是最深刻、最完整的人权. 人除了要吃饭, 要穿衣, 要温饱, 一个重要的区别于动物的要求, 就是要思想, 要自由, 要管理国家. 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 也一再说过, 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权利, 列宁也反复这么说过. 可是, 议政怎么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里, 反而成了问题呢?人权问题怎么反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家手里的棍子了呢?
    问题已经清楚. 从斯大林以来, 在处理社会主义民主这个问题上, 搞得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原则, 而是封建主义的一套, 这和斯大林以来的诸多领袖的种种个人缺陷与不足有关, 更与整个时代的、尤其是东方的落后的社会土壤有关. 所以, 直到现在, 我们在说明进行思想、理论、路线讨论的必要性的同时, 还要首先说明, 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 我们有讨论的权利. 这真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历史悲剧.
    我写这篇文章, 目的十分明确, 我不想进行纯学术的研究, 条件也不允许我这样做, 我只是为了论辩才写作. 像毛泽东说过的, 意在拔白旗, 插红旗. 拔邓小平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白旗, 插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
    我所以选择历史思想这一角度, 是因为在我看来, 许多根本分岐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历史观不同而产生的. 恩格斯说过, 马克思一生有两个贡献, 一个是唯物史观, 一个是剩余价值学说. 第二个贡献显然是运用第一个贡献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得来的. 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 符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最容易从历史观上反映出来. 所以, 我就是想拿唯物史观做准绳, 看看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而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种种奇谈怪论到底是些什么货色.
    毛泽东历史思想丰富而深刻, 涉及的范围很广, 独特的贡献很多, 这不仅与他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 而且与他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先哲们留下的庞大的宝贵的历史思想遗产有关. 毛泽东历史思想研究, 是一个吸引人的研究课题. 应该写出相应的专著. 但是, 这不是这篇文章的任务, 在这篇文章中, 我只想就毛泽东历史思想中特别有现实意义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 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 结合论战的需要, 给予我所能做到的论述和阐发.
    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之一, 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 是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否定毛泽东思想, 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否定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理论. 这是目前两条路线、两条道路分岐的焦点, 是真假马克思主义分岐的焦点. 所以, 在今天, 要论述毛泽东的历史思想, 首先的、第一重要的就是要论述他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科学运用和所作的新发展、新贡献. 当然, 也包括局限和错误.
    彭真同志有一句遭了灭顶之灾的名言: “真理面前, 人人平等”. 其实这话不错. 我们就是希望人人都有平等追求真理的权利. 这不仅因为这也算是人权范围里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 真理是和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的. 为了人民的利益, 我们只能服从真理, 而不能服从权力.
    无庸讳言, 对于那些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革命先烈、背叛人民利益的大人物, 不管他们曾怎样显赫一时, 称霸一时, 不管他们至今还被吹得神乎奇神, 我从内心里一直是十分轻蔑他们的, 并认为批评他们是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因此, 在这篇文章里, 行文之中, 有冒犯他们的地方, 请视为正常讨论中的正常现象. 当然, 有一条我也认为必须把握, 那就是, 论战就是论战, 论战的严肃性和恶意中伤、置人于死地不是一回事. 不然, 我们就没有从彭真同志所遭遇到的那种灾难中学到什么.
    同时, 我也要真诚说明, 既然任何人的认识都是有局限的, 何况我这样一名普通共产党人. 我虽然敢于坚持意见, 但也勇于修正被证明是错误的意见, 即使全部是错的, 也勇于承认, 勇于修正.  
    我坦率地承认, 我一生受教于毛泽东, 我的阅历使我在感情上热爱毛泽东.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作为一名受邀请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他老人家接见的情景. 他的希望, 我的誓言, 都一直活在我心里. 我以我的鲁钝, 孜孜于捍卫他的思想, 其一便是执行当年的誓言.
    但是, 一旦涉及到理论上的是非, 我绝不想由偏爱产生偏见, 曲意护短. 尽管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作出过伟大贡献, 但是他的错误, 确也曾经给中国带来沉重损失. 如果不能从这些损失中引出教训, 那倒是真正违背毛泽东思想了. 所以, 在这篇文章中, 包含了对毛泽东历史思想中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正反两方面的论述.
    在论述中, 我不想过多引用毛泽东的原话, 这会增加很大篇幅, 并影响我自己的阐述. 我采取概括说明他的总体思想的方式, 然后进行分析评论. 这样做, 既能更好地反映他的思想的本意, 又能发挥我作为后人的新的看法. 这才能体现 “研究” 二字, 才能有所发明, 有所发现.
    对于忠实于毛泽东的原意, 我比较有把握. 我属于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 作为一个自幼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人,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工作者, 特别是作为在青年时代, 跟着晚年毛泽东, 三打祝家庄, 备受灾难, 不屈不挠, 兢兢业业奋斗的一名忠诚的学生和战士, 我觉得我最了解、最能触摸到其思想脉搏的一个人, 就是毛泽东. 这是我的幸运和骄傲。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其显着特点, 就是在整个革命生涯中, 始终牢牢把握阶级斗争的理论. 从他的第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到去世前一九七六年向全党、全国人民公布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都始终如一地贯串着唯物史观, 贯串着阶级分析, 所论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 证明了毛泽东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证明了毛泽东不愧是牢牢站立在劳动人民一边、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奋斗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晚年几乎得罪光了老同志, 就是因为坚持阶级斗争观点;毛泽东伟大, 也是因为坚持阶级斗争观点. 你看, 现在全世界, 还有几个党在坚持这个观点?在中国, 曾几何时, 还有多少人信仰这个观点? 然而,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正确的标准. 环顾当今世界, 面对几十年的历史事实, 尤其现在中国的社会现实, 许多人已经重新看到阶级、阶级斗争的确是存在的, 变化的不过是形式, 实质并没有变. 正确的是马列, 是毛泽东.
    在民主革命时期,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创造了独特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的道路. 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形式, 取得了伟大胜利. 这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的第一个伟大贡献, 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 这部辉煌的历史, 谁也否定不了. 正如毛泽东的遗言所说, 对于这件事反对的不多. 所以我们这里就不去多说了, 虽然它也有丰富的内容和反复的斗争. 这是毛泽东一生所办的第一件大事.
    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阶段后, 面对新的历史情况, 毛泽东不教条, 不盲从, 坚持以他的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创立的思想方法, 深入群众实践, 进行调查研究, 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 分析社会主义社会, 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已经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理论, 而且, 根据列宁之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 首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 更明确、更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 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条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 并发动、领导了文化大革命. 这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的第二个伟大贡献. 这是毛泽东一生所办的第二件大事.
    第一个伟大贡献和第二个伟大贡献, 第一件事和第二件事, 是统一的, 不可分割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 只肯定第一个贡献、第一件事, 否定第二个贡献、第二件事, 这在实际上就否定了毛泽东思想. 因为贯穿这两个贡献、这两件事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 否定了其中的一个, 就必然否定了另一个. 第二件事没做完, 但在毛泽东看来, 它甚至比第一件事更重要, 因为它是完全崭新的, 是回答世界范围里的历史新课题, 是前人未曾做过的. 只有历史的矮子, 才会因为有所牺牲而诅咒这件事, 共产党人看到的是它的深远的历史意义. 历史的前进总是难免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代价从来又是历史前进的基础.  
    这第二件事,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新的伟大的创造. 这个创造, 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红旗在沧海横流的困难环境中, 虽说也被严重地动摇了,  但毕竟没有倒下, 尤其是, 受毛泽东思想哺育的一代又一代人, 仍在为保卫这面红旗而奋斗.
    这是很了不起的.
    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纷纷垮台的情况下, 有这面旗帜和没有这面旗帜, 是大不一样的. 如果说,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带动了亚非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话, 那么, 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成功, 将会带动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这面红旗不倒, 对各国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 本身就是一个榜样、一个鼓舞. 而她的成功的经验, 更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 更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更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贡献. 我们不必妄自菲薄, 既不必迷信古人, 更不必迷信洋人, 尤其不必迷信带有西方偏见的洋人. 我们有能力创造一个自己的新世界, 我们有能力走到世界前列去, 我们有能力以我们独特的成就, 给世界历史增添新的内容. 毛泽东给我们打下了基础,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保卫他的路线, 继续前进.
    研究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运用、发展以及局限, 正是继续他的事业, 继续前进的一个步骤.
            
    第一章 阶级斗争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

    阶级斗争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 不是一个一般的局部的次要的观点, 而是一个基本的具有统领意义的观点. 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 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 “杠杆”. 用列宁的话来说, 阶级斗争观点, 为我们认识社会历史提供了一条科学的指导线索, 同经济相比, 不能不占 “首位”.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 阶级斗争观点, 是为我们认识社会, 改造社会, 提供了一个 “纲”. 纲举目张. 这些话都是一个意思, 但是, 是很重要的意思, 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 “核心” 的意思.
    可以说, 离开阶级斗争观点, 免谈马克思主义, 免谈科学社会主义. 必须认识, 能否坚持阶级斗争观点, 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 当然, 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由于社会历史的复杂性, 由于每个人的立场、观点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 有多少工人运动领袖, 有多少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大人物, 都因为不能坚持阶级斗争观点, 不能将阶级斗争观点贯彻到底, 不能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而滑向了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泥坑. 这是个简单而真实的道理, 直至今天还很灵.
    别看就这么一个观点, 它竟然是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
    言之过重了吗?不, 一点也不. 事情就是这样. 一部共运史为我们提供了太多的例证. 让我们略举一二.
    马克思恩格斯所在的七十年代, 先因为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的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问题, 尤其是因为李卜克内西执笔起草的合并纲领, 即后来通过的著名的<哥达纲领>, 无原则地接受了拉萨尔主义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对李卜克内西等领导人十分不满, 不仅恩格斯写了批评他们的信, 批评他们用超阶级的观点贩卖拉萨尔的 “国家帮助” 等观点, 严厉指出, 李卜克内西 “这一次做得实在太可恶了. 我们坚决不和他一起走”, 而且, 马克思专门写了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  从理论上彻底批判拉萨尔主义, 科学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 进一步阐明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
    时隔不久, 因为俾斯麦 <非常法> 的通过和实行, 德国一片白色恐怖,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 张皇失措, 纷纷转向右倾, 尤其伯恩施坦等组成的 “苏黎世三人团” 所办的党的机关报最为突出, 所作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回顾> 一文, 是一篇纲领性的投降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件. 马克思恩格斯于1879年联名写了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对 “苏黎世三人团” 抹杀阶级斗争观点的错误言论, 进行了严肃地批判. 在信的结尾, 他们郑重宣布: “至于我们, 那末, 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 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 将近四十年来, 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 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 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 第189页, 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3年, 第1版.]1 说得何等正确而严厉, 可谓棒喝! 所以近年, 我老提醒这段话、宣传这段话.
    伯恩施坦坚持修正主义观点是一贯的、赤裸裸的, 但问题是威廉。 李卜克内西等人都直接受教于马克思恩格斯, 是马恩的战友和好朋友, 照理他们应该懂得马克思主义啊, 怎么老是出偏差, 而且出这么大的偏差?
    与领导人的这种情况不同, 在 <非常法> 实行的白色恐怖时期, 基层的党员和干部, 倒是表现得非常的沉着和冷静, 积极维护了党的联系和发展. 这是今天依然非常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
    这也许并不奇怪. 一方面, 从理论上说, 真正掌握好马克思主义, 掌握好阶级斗争观点, 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 另一方面, 能否掌握马克思主义, 能否坚持阶级斗争观点, 很重要的是要看能否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站稳劳动人民立场. 这就不是一个地位多高、书读得多少的问题了.
    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深思. 就是, 马克思写的 <哥达纲领批判> 被德国党的领导人隐藏了十五年, 当一八九一年恩格斯不顾他们的反对, 在 <新时代> 杂志上公开发表这部伟大著作时, 李卜克内西竟然说,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是马克思派, 也不是拉萨尔派, 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 我尊重马克思, 但是我更尊重党.” 正如恩格斯说过的,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党, 什么都可以讨论, 唯独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讨论, 因为, 你要离开马克思主义, 还叫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党. 可是, 李卜克内西为了拒绝马克思的批评, 竟然说出这样的鬼话. 这和他在安葬马克思时所致的悼词, 颠倒了一百八十度. 这说明了什么? 一是, 人犯了错误都难改, 二是, 大人物不仅会犯错误, 而且犯了错误尤其不好改.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 1891年, 就在李卜克内西参予起草的<爱尔福特纲领>中, 又一次出现机会主义倾向, 迫使恩格斯又写了<爱尔福特纲领批判>. 恩格斯写道: “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 ‘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 而不问一下自己, 是否这样一来, 这个社会就会不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出来, 就会无须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 是否除此而外, 这个社会在德国就会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 第273页, 人民出版社, 1965年, 第1版.]1 这就是批判此时出现的有名的 “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
    到了1895年, 李卜克内西, 老病复发, 又从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 断章取义, 摘录了一些段落, 在<前进报>上发表, 把恩格斯歪曲成了非暴力主义者、议会迷. 恩格斯非常气愤, 写信给考茨基, 要求他将<导言>的全文在<新时代>上发表. 恩格斯在4月3日给拉法格的信中写道: “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 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58__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的导言中, 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 近来, 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侯, 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 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 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加条件. 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 这个策略就不能采用. 就是对德国, 明天它也就可能不适用了.”[2 同上, 第39卷, 第436页, 人民出版社, 1974年, 第1版.]2 分明是两条路线, 李卜克内西等人的老毛病改也难.
    这个道理如果不错. 那就容易理解列宁所遭遇到的先和普列汉诺夫, 后和一个个第二国际著名领导人论战的命运了.
    这些资格比列宁老、名气比列宁大、甚至 “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 的大人物, 为什么一个个都滑到了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泥坑, 堕落成无产阶级的叛徒呢?
    这里并没有十分复杂的道理. 一个共同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大人物, 马克思的书读得不少, 但是缺少一个基本的东西, 就是缺少坚定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立场, 缺少坚定的阶级斗争观点, 尤其是缺少将这一观点贯彻到底的勇气, 结果, 只能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圈子里看问题. 书是读了, 但没有读通. 通和不通是大不一样的. 通, 是能够掌握精神、把握要害、抓住实质. 修正主义者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 抓住词句, 违背精神. 这是个很深刻的历史教训.
    这正如列宁批判考茨基时所指出的, 不能说,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 “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 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 而且一般说来, 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 “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任有阶级斗争, 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 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 ”[1 <列宁选集>, 第3卷, 第199__200页,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第2版.]1 可见, 只是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还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 只有将阶级斗争观点贯彻到底, 承认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直至消灭阶级从而过渡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 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至于连口头上都不承认阶级斗争观点的人, 那就走得更远了, 已经和马克思主义无关了.
    列宁是从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中, 总结出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的. 列宁称之为这是一块试金石.
    拿这块试金石, 验之中国革命, 也是完全有效的.
    例如, 中国革命发展到了一九二七年, 随着工农运动地蓬勃发展, 阶级斗争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 革命的根本问题____政权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 在这个时候, 剥削阶级会拼死反抗是不可避免的, 革命营垒中的分化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种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下, 能不能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 敢不敢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 敢不敢坚持劳动人民对政权的要求, 就是一块试金石. 结果, 大家都知道了, 党的创始人,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大学问家陈独秀, 就是不懂这个道理. 如同毛泽东说的, 他就是看不到, 蒋介石在磨刀, 就是不知道磨了刀是要杀人的. 经过四一二, 经过七一五, 共产党人人头落地, 劳动人民人头落地, 不是一个两个, 而是千千万万, 血流成河, 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
    从中山舰事件, 从党务整理案, 到拒绝迁都武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一再表明蒋介石集团另有所图了, 可是大学问家陈独秀就是不会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这一切, 老是寄予幻想, 老是一再退让, 别看他在党内大搞家长制, 对外却是窝囊废一个. 他这一偏不要紧, 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中国历史走了一段弯路.
    看来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都是这样. 后来的王明也是个例子. 他从苏联回来, 没有学到列宁主义, 却学到了专权, 学到了整人, 泡制了一条错误路线, 不仅使数以万计的红军战士白白流血牺牲, 而且使艰辛开辟的苏区丢了个精光, 就这样, 还用各种帽子, 整死自己的同志. 可是, 就是这个王明,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一旦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起来, 他又忘乎所以了. 在他所领导的长江局工作中, 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搞所谓的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一切为了统一战线”, 完全拜倒在曾经磨刀杀人的蒋介石的脚下, 忘了阶级斗争的观点, 忘了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拿鲜血换来的历史教训, 不听共产党的招呼, 却听国民党的调遣, 结果上当受骗, 导致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
    这些人, 从来是对己狠、对敌和, 一到阶级斗争的关头, 就滑到敌人一边去了, 你说怪也不怪? 证之中外, 概莫能外.
    “阶级斗争” 四个字, 说来简单, 真正懂得, 真正能够把握得准, 真正能够用得好, 真正能够贯彻到底, 看来并不简单.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阶级斗争观点的区别所在. 当代, 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都放弃了马克思主义, 而且首先放弃了阶级斗争观点, 放弃了党的阶级性质.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是一个大问题, 一个关键的要害的大问题.
    毛泽东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的优点, 他的伟大之处, 就在于他很好地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 在和各种抹杀阶级斗争观点的错误思潮的斗争中, 彻底贯彻阶级斗争理论, 从而领导我们党始终执行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在大方向上从来没有出过偏差.
    毛泽东从不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但正是他, 真正弄通了马克思主义. 看他的文章、讲话, 虽说具有既是他的也是我们民族的独特风格, 但又让人感到, 其精神处处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息息相通. 这才是真正把握住了精神实质, 这才叫真通. 就这一点来说, 在中国共产党内, 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之相比, 就是在整个国际共运中, 在他的同时代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之相比.
    可惜, 具有西方偏见的苏联和东欧、西欧共产党人, 根本不懂毛泽东, 不懂毛泽东主义的价值, 更谈不上学习毛泽东主义、给毛泽东应有的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 他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结果自己吃了亏, 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邪路, 最后治国无方, 亡党下台. 此乃历史的必然, 是曲折的历史的进步.
    多少年来, 在错误路线控制下, 舆论导向圈定的范围是, 坚持阶级斗争观点就是极左. 和过去大谈阶级斗争, 以至到了庸俗化、扩大化的程度相反, 现在谁也不敢提阶级斗争, 而抹杀阶级斗争恰恰正是货真价实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 过去, 围绕邓小平是不是修正主义者, 争论不休. 好象毛泽东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 历来不提这个纲. 还是 ‘白猫、黑猫’ 啊, 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1 <毛主席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 <1976>4号.]1 似乎这是冤枉了他. 现在不用争论了, 邓小平同志已经以自己的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 和一切修正主义者一样, 邓小平同志上台以后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要向毛泽东反攻倒算, 推倒阶级斗争为纲, 换上他的著名的猫论.
    回想当年, 舆论界在修正主义领导控制下, 调动了一部分 “有教养” 的知识分子作配合, 攻击阶级斗争学说, 争先以砍倒阶级斗争大旗为能事, 这不仅从正面, 给当权者及其御用文人的阶级本质作了定位, 而且也从反面说明了阶级斗争观点的重要地位, 说明了坚持不坚持阶级斗争学说, 的确是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 是一道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 是一切争论、分岐的焦点.
    直到今天, 依然是这样. 一切仇视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 是这样仇视阶级斗争观点, 非要彻底批倒、消灭这个观点不可. 这倒增加了我的自信, 使我更加相信, 尽管我讲不出多么好的道理, 但只要我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理论要害不放, 就能将一切问题洞察清楚, 就能划清思想界限、阶级界限.   
   
        第二章  阶级斗争观点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一节  坚持阶级斗争观点的理论意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 二者是完全统一的.
    阶级的划分是由生产过程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不同人群构成的, 是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 阶级关系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关系. 阶级关系的基础和本质是一种生产关系、经济关系. 只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考察自原始公社解体后的历史, 就必然会看到阶级、阶级斗争的存在, 就能找到历史运动的基础, 就能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抓住一条指导线索.
    相反, 如果离开阶级、阶级斗争观点, 就在实际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认识历史和现实, 有可能从不同的侧面, 不同的角度, 对历史和现实有所说明, 但不可能把握住历史和现实的基础和本质.
    毛泽东作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深刻理解这一点, 抓住这一点不放松. 就是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他对阶级斗争观点和唯物史观的统一性, 也从来没有动摇过.
    许多理论家, 看起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方方面面头头是道, 搞咬文嚼字很有一套, 但往往就是抓不住阶级斗争的观点, 或者就是要抹杀阶级斗争的观点, 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抽掉了阶级斗争的观点, 就等于抽掉了唯物史观, 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马列的书在, 毛泽东的书在, 篇篇章章, 每有议论, 都在理论上一刻也没有偏离阶级斗争观点. 毛泽东告诫全党、全国人民: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又说, 必须要用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 话很简单, 但很深刻, 比那些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 在理论上深刻多了, 在实践上管用多了.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是, 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解体以来的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有人试图把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 老想找这句话的毛病. 特别是, 毛泽东的同样的一段话:“阶级斗争, 一些阶级胜利了, 一些阶级消灭了. 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 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1 毛泽东: <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 <毛泽东选集>, 第4卷, 1424页.]1 这句话更被熟知 “历史是无所不包的” 饱学之士臭了又臭. 好象毛泽东肤浅得连历史除了阶级斗争还有别的内容都不知道. 其实, 只要不曲解这些话, 就可以看到, 这些话, 深刻地把握住了历史的本质、基础和基本线索, 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这种对历史本质的抽象能力、把握能力, 是那些嘲弄马列、嘲弄毛泽东的迂腐的饱学之士永远望尘莫及的.  
    阶级斗争理论绝不是时下有些人歪曲的只是无穷无尽的残酷无情的斗斗斗, 打打打, 闹闹闹, 阶级斗争理论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 它首先是科学, 所以是有力的思想武器. 它比一切以往的历史理论、也比当前流行的五花八门的时髦理论更能揭示历史的本质, 说明历史的规律, 预见历史的未来, 因而也就能更符合实际地、科学地指导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
    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为之捍卫的理论, 是共产党不能放弃的、偏离的基本路线. 直到1894年的10月, 年迈的恩格斯还对意大利社会党的路线表示了坚决的支持, 郑重声明: “如果意大利的社会党人宣布 ‘阶级斗争’ 是我们生活所在的社会中压倒一切的因素, 如果他们组成为 ‘以夺取政权和领导全国事务为目的的政党’, 那末他们是在进行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们严格遵循着马克思和我在1848年发表的 ‘共产党宣言’ 中所指出的路线;他们的活动就和法国、比利时、瑞士、西班牙、而首先是德国的社会党一样. 在这些党中, 没有一个党是不想夺取政权的, 这正像其它的政党, 如保守党、自由党、共和党等等也想夺取政权一样. 至于 ‘阶级斗争’ , 那末它不仅使我们回溯到 ‘中世纪’ , 而且还回溯到古代各共和国__雅典、斯巴达和罗马所发生过的内部冲突. 所有这些冲突都是阶级斗争. 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 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 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 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 而在这时以前, 相互对立的阶级, 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 将照旧彼此进行斗争, 而不管意大利半官方报刊怎么说.”[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 第559__560页, 人民出版社, 1965年, 第1版.]2
    多么精彩的论述! 坚持阶级斗争, 就是遵循自1848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的 “路线”(注意这个提法), 就是 “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的说法和恩格斯完全一致. 一切诡辩, 都会在恩格斯的庄严宣告面前破产.
  
            第二节  坚持阶级斗争观点的实践意义

    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 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寻求解放的斗争中, 从正反两方面获得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尤其是用鲜血换来的惨痛的历史教训更是刻骨铭心.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只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深刻的阶级斗争理论, 才能使我们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才能使我们看清剥削阶级的本性, 看清阶级斗争的形势. 不至于被动听的言辞或狡滑的政治伎俩所蒙蔽. 因为,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 才能使我们看清每个阶级背后隐藏的实际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 才会想到, 为了夺回失去的经济、政治利益, 可能会发生疯狂的反攻倒算. 有了这种精神准备, 才可以保证共产党人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随时准备应对最激烈、最残酷的阶级斗争, 从而, 也就勇于并善于牢牢把握无产阶级专政.
    以往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之所以犯错误,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因为他们也许可以承认阶级斗争, 但是, 仅仅存在于口头上, 他们不懂阶级这一现象的本质, 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深刻内容, 不懂得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合的产物. 他们惧怕斗争, 不敢胜利. 正如马恩给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说的: “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一种不快意的 ‘粗野的’ 事情放到一边去的地方, 当做社会主义基础留下来的就只是 ‘真正的博爱’和关于 ‘正义’ 的空话.”[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 第188页, 人民出版社, 1963年, 第1版.]1 离开实际存在的阶级斗争, 迷恋议会里、谈判桌上的空话, 谈来谈去, 谈掉了胜利的机会, 谈到人头落地, 丧失了发言权, 宣告革命失败. 这就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带来的一幕幕历史悲剧. 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欧洲革命是这样, 一九零五年的俄国革命也是这样, 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也是这样.
    新的历史经验教训进一步说明, 即使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 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阶段, 执政的共产党, 也会因为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执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处理不好阶级问题、制度问题、道路问题、改革问题, 从而导致国家逐步和平演变为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官僚特权社会. 这是一种畸形的反动的社会形态. 扮演这种历史角色的执政党, 不管它叫什么名称, 都已经不再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进步政党. 这样的党, 必然是腐朽的、软弱的, 其命运自然是或迟或早交出政权, 自己退出历史舞台.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 就是这样一部历史. 首开改弦更张先河, 导致中国社会发生剧变,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必然发生的劳动人民地位的下沉, 也是这样一部历史. 这些应该是共产党人不能忘记的反面的历史教科书. 从中应该深刻体察到,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一种严肃的科学的理论, 它如同自然科学一样, 不照它的规律办事, 是会吃亏的, 历史是要走弯路的.
    当然, 首先吃亏的是劳动人民. 能否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 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就是它直接和能否坚持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其它阶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紧密相连.
    自从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 因为他能够始终牢牢把握住阶级斗争观点, 这不仅保证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 在数次大风大浪中, 领导全党克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坚持正确的斗争方向和策略, 转危为安, 夺取一个个胜利, 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更突出的是,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在当时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 第一个反复强调、明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 并为党制定了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基本路线, 保证了党和国家在他的领导下没有改变颜色, 这就从根本上保护了劳动人民的利益.
    道理很简单, 很通俗.  
    为什么要干革命, 还要继续革命? 为什么要夺取政权, 还要巩固政权? 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 还要不断改革社会主义? 是吃饱了撑的吗?是马克思主义喜欢闹事吗?不, 绝对不是.
    谁不知道,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 还有好不文明的一面! 至今也没有一位文学巨匠的如椽大笔能够完全真切地描绘、表达人类, 尤其是劳动人民在数千年间所经历的苦难. 不错, 历史是有许多辉煌的篇章, 但是, 不要忘记, 这每一次文明的辉煌, 都是拿人类的头颅做铺垫, 用人类的血泪书写的. 这血泪凝结了多少人类绞心的痛苦. 正是这血泪斑斑的文明, 才导致了一次次犯上作乱, 一次次逼上梁山. 虽说在这造反的历史插曲中, 也有天才的吶喊, 天国的设计, 但说到底, 还不就是为了有口饭吃, 有件衣穿, 一家老小能活着. 然而, 一次次都在慷慨悲歌中失败了, 想办的办不到, 总而言之说, 历史没有给予机会.
    历史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一个可能的时代, 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发现,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搞马克思主义, 说到底, 还不就是为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不再受压迫、受剥削, 建立一个真正的人类都能得到解放的社会吗?  
    这是一个并不神秘、但又触及根本的大道理. 正如毛泽东正确说过、却一再遭人反对的,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 理论一大套, 可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劳动人民求解放. 根据这个道理, 于是就反抗, 就搞阶级斗争, 就干社会主义.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造反有理!
    如果尊重历史, 就不能不承认, 搞阶级斗争是迫不得已, 坚持阶级斗争也是迫不得已, 是没办法的办法, 是客观规律所要求的, 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得不去做的.
    毛泽东正是坚定地、牢固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时时考虑人民的利益, 一刻不敢放松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观察, 对阶级斗争观点的坚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
    一九六五年在杭州, 毛泽东有一次关于哲学的重要谈话. 在谈话中, 他批评有人说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他说不对, 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要解放, 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说法和列宁的说法是一致的. 是对的. 讲阶级斗争, 坚持阶级斗争, 是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的, 是一个立场的问题. 正因为这样, 所以, 一遇大风大浪, 基层工农群众反而比上层领袖人物更能够经得住考验, 不会发生左右摇摆. 这是因为基层群众更能深刻地感受到坚持不坚持阶级斗争观点对谁有利.
    这个道理, 毛泽东有论述, 马列也有论述, 历史更不乏证据, 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也是这个道理.
    其实, 还用看历史吗?眼下, 在中国的大反复中, 不正是工农群众、老同志、老干部的思想倾向, 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吗? 不正是他们首先觉悟起来, 看清了邓小平同志的复辟面目和阶级本质吗? 不正是他们重新对毛主席充满了真诚的尊敬和怀念吗? 虽说他们跟着老人家付出的代价、 吃过的苦头并不少. 因为正是他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现行的路线对谁有利.  
    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民的检验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检验标准.
   
         第三节   最新的历史    最新的教训

    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 就是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谋利益. 他是实践了这一点的. 他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打江山, 是为此目的;他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保江山, 也是为此目的.
    毛泽东自己是真正地奋斗到一息尚存. 他老人家是在经过四个多小时抢救无效的情况下, 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停止了心脏跳动. 可是, 根据他的医疗组的护理记录, 可以看到, “八日这一天, 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十一次, 共二小时五十分. 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肋插着静脉输液导管, 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 鼻子里插着饲管, 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1 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12月版, 第154页.]1 最后一次看文件长达三十分钟, 这离他去世只有八个多小时了. 毛泽东为人民、为革命, 真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他晚年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是冒险, 是无奈, 是迫不得已, 而且最终也没有搞好. 可是, 就是其中有一万个错误, 有一点却是清楚的, 他的苦衷就是怕林彪、邓小平一类人物上台, 搞修正主义路线, “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中国就要改变颜色. 这还是一个人民利益的问题.  
    他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同志说过: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 他们接受不了, 阻力很大. 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 这不是为我个人, 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 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我很担心, 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 我现在还活着呢, 他们就这样! 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 我以及许多先烈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 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 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所以我依靠群众, 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2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第1390__1391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12月版.]2
    当我在学习金冲及老师主编的 <毛泽东传> 的有关部分, 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 泪水禁不住潸然而下. 我记起, 在那段时间里, 他老人家在接见非洲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时, 讲得最多的一句十分普通的话就是: 你们对人民要好啊! 这句话是他老人家的真正的心声, 是他的一切政治举措的真实动机.
    毛主席和人民心连心! 人民什么时侯、什么情况下也不会忘了毛主席!
    当然, 动机毕竟是动机, 毛泽东自己也说过我们是动机效果辨证统一论者. 必须承认, 限于各种历史的局限, 例如, 理论不成熟, 方式不正确, 企图以主观幻想改变一切现实, 等等, 毛泽东发动文革遭到了惨败, 给文化、给经济、给国家、给人民带来沉重损失, 怎么批评也是应该的, 总结教训更是必须的, 是世世代代不能忘记的.
    毛泽东在他去世前半年,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 曾给自己的一生做了个评价. 他十分清醒地知道, 对文化大革命, “拥护的不多, 反对的不少”;而对于权力的移交, 他更明白 “和平移交不行, 看来要在动乱中移交, 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风.” 结局呢, 他没有把握, 说 “你们怎么办, 下一代怎么办, 只有天知道.”[3 同上, 第1768页. ]3他深知特权阶层政治势力的强大, 他不放心地走了.
    弥留之际, 他拉住叶剑英的手, 想有所嘱托, 但已说不出话, 一生谨慎而大事不胡涂的叶帅, 最终还是以特权阶层的利益为重, 没有买毛泽东的帐. 老帅、老总们在所谓的 “二月逆流”时, 憋在肚里的那口恶气, 总要一吐为快.  
    毛泽东一生要干的第二件事, 就这样以他的失败而告终. 对于失败, 他是有精神准备的. 在六六年给江青同志的那封批评林彪 “政变论” 的信中, 已经表示作了 “跌得粉碎” 的准备. 六六年畅游长江, 不怕大风大浪, 更有点破釜沉舟的味道. 毛泽东不计个人得失, 不为私利, 更不为一己权力. 他心系人民, 人民的利益在他的心目中高于一切.
    文革前, 他把工人、农民、科学家、知识青年请到家里过生日, 那不是为了给自己做寿, 那是表示他老人家有一种决心, 要依靠工农群众、青年一代继续革命, 干一件大事;文革中, 他把普通工人、农民的代表请到中央, 那是表示要把权力交给劳动人民群众; 他不只一次指挥干部、群众唱<国际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歌, 那是要人民群众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 是要干部、军队爱护人民、保护人民….. 然而, 最后, 他真地感到无能为力了, 他的临终嘱咐说得那样泄气, 这在他老人家也是平生第一次. 他是满怀忧虑、不放心地走了. 他不放心劳动人民啊!
    毛泽东的忧虑变成了现实, 这段最新的历史, 最后一次验证了他的科学预见, 为我们留下了最新的教训. 邓小平同志说 “永不翻案”, 的确 “靠不住”. 检讨是被迫的, 是寻求过关的政治手段, 蒙蔽了毛泽东, 以为 “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 邓愿做自我批评, 而刘林则根本不愿.”  这可大错特错了. 邓小平的根本缺点恰恰是不诚实、太专断. 所以, 他一旦权在手, 就毫不留情地反攻倒算, 推倒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换上他的修正主义路线.
    老同志当时基本上是跟着邓小平走的. 这不奇怪. 正如毛泽东预计到的, “一些同志, 主要是老同志, 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 有抵触, 甚至反对. 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 一是不满意, 二是要算帐, 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本来, 老同志 “受了点冲击, 心里不高兴, 有气, 在情理之中, 可以谅解.”[1 <毛主席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 <1976>4号.]1 但过分从自己的恩怨出发, 没有把握住路线上的大是大非, 没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反对 “左” 的倾向的时侯, 让右的路线抢占了统治. 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这在当时是一个历史难题. 面对文革挫折, 人心所向, 众口一词, 就是纠正错误. 不仅文革的错误, 还有政治体制上的错误, 经济建设、经济体制上的错误, 当时首先是农村的问题, 都要纠正. 可是, 怎么纠正错误, 看法是不一致的. 直到今天也是这样. 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看来, 最突出、最要害的错误莫过于政治体制上的封建弊端, 因为这意味着特权, 意味着对人民的剥夺和伤害, 但是对于特权阶层来说, 这恰恰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是绝不能有丝毫松动的. 改革每触及此, 立刻亮出红牌, 停止! 为什么?这里包含着阶级利益、阶级斗争. 同样是有意见, 但背后的阶级利益是不一样的, 最终追求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
    在当时, 一种倾向像潮水一样涌来的时侯, 这些差别、矛盾都被掩盖了. 正如恩格斯在为马克思 <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所写的<导言>中, 所精彩地描绘的近代历史发展的惯性规律那样, 历史就是注定在左右摇摆中前进. 这次也是这样. 邓小平几乎是被上下一致拥戴重新上台的, 真正清醒的人, 敢于反潮流、敢于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人, 在当时是不多的.
    我在当时深有体会. 我认为大不老实的华国锋, 抓 “四人帮”, 搞政变, 是企图以此换取右派对他的支持, 但是, 这实在是投机不得要领. 他还是不懂什么是阶级斗争. 不知道这样做就是对他个人也是不利的, 不知道历史的结局总会和投机者的愿望相反, 投机者不会有好下场. 就当时而言, 右派的历史要求, 明显绝不仅限于此.
    我的这个意见, 还酿成了一个小故事. 一位听我说过这一意见的老师, 在回家过春节的列车上传播了出去, 听者写了黑信告到山东大学, 他于是遭到隔离, 差一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只好投降, 交出我和几位朋友委托他保存的文革的材料, 送了造纸厂, 真是可惜.  
    当时, 我是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观察当时形势的, 思想上比较冷静. 对大反复, 有精神准备. 我深感特权阶层的强大, 深知邓小平上台只是时间问题. 他们的不满, 决不是仅仅对着 “四人帮”, 正像毛泽东分析刘冰写信告迟群、谢静宜一样, 矛头是对着毛泽东的, 是对着文革的, 是对着马克思主义路线的.
    为什么?因为, 文革在 “打倒一切” 时, 也冲击了特权阶层、特权制度, 这是对利益的伤害和剥夺, 是必然要遭到反攻倒算的. 尤其是, 毛泽东在临终之前已经深刻触及到我们所建立的制度的严重弊端. 这种弊端, 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 而是封建性的落后的专制、等级之类的东西, 所以毛泽东称之为 “比资本家还厉害”. 这些尖锐的意见, 更是一些具有浓厚的 “老子打江山、坐江山” 封建思想的权贵所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在, 不是不想反, 早有 “联动”, 后有 “四五运动”, 说是反江青, 反 “四人帮”, 实际都是反毛泽东, 只是反不动. 老政治家们则采取了 “敷衍” 的策略, 等待时机. 叶帅后来说, “投鼠忌器”, 就是这个意思, 心里早想干了, 忍耐着呢. 几十年的老战友, 在两种革命观、两种利益观面前, 在中国要走什么道路, 党要执行什么路线面前, 你死我活, 寸步不让. 这就叫阶级斗争.
    毛泽东也明白, 所以才有那句责怪江青的话: “我活着, 人家敷衍你, 我死了, 看你怎么办.” 说中了. 但他没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错误. 毛泽东叫江青出来, 位居高位, 从各方面、首先从政治上说, 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和失策. 害了江青, 害了自己, 更害了党的事业、害了国家.
   不过, 问题的实质, 不在江青同志, 不在 “四人帮”身上. 连参加过文革的 “红小兵” 小朋友也知道, 要算文革的帐, 多少实事求是一点, 应该是算 “伟大统帅” 毛泽东的帐. 而实际也是算他老人家的帐, 只是他的旗子还有用, 不好弄上法庭, 公开宣判而已. 算帐的目的, 无非是要夺回被损害了的政治、经济利益, 恢复以专制和等级为特征的旧秩序. 这和历史上任何一次阶级斗争的结局没有区别, 再一次显示, 阶级斗争真的就是利益斗争. 哪里有 “让步政策”?   
    这是当时政治的实质. 政治要求高明的政治策略. 邓小平等老同志的策略是明智的. 对文革也早有意见的广大人民群众, 当时都跟着邓小平走了. 所以, 北大学生也打出了 “小平你好” 的横幅. 这可不是北大的传统和光荣, 顶多表现了青年学生的幼稚. 后来, 到了八九年, 吃亏了, “摔小瓶”了.  
    只有遵循毛泽东的教导, 从现存的阶级利益、阶级斗争出发, 才能够正确认识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代表人物, 才能够正确判断个人在特定的时势条件下可能怎样发挥作用. 所以, 八九年五月二十日, 我在德国美茵兹大学中国留学人员的集会上发表谈话时, 着重论证了邓小平会开枪的三条道理, 力主学生赶快撤出天安门广场. 六月三日乘飞机往回赶, 意在劝尚留在天安门广场的山东大学的我的学生回家. 但晚了. 历史只是验证了我的看法.  
    包括后来在东德、在罗马尼亚发生的斗争, 我也指出, 在欧洲不是在中国, 谁开枪谁没有好下场. 因为整个形势、整个大局, 各种阶级力量的对比, 历史文化传统、首先是民主传统, 人民群众的、尤其是工人群众的政治水平, 等等, 都和中国不一样. 齐奥塞斯库夫妇的悲剧, 验证了这个论断.
    对于三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判断和预见, 所以能够正确, 就是因为我毫不动摇地坚持毛泽东思想, 尤其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斗争观点。不是我正确, 是毛泽东思想正确。
    这是一段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最新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史, 回顾这段历史, 研究这段历史, 能够学到毛泽东思想. 我们至少再次体会到了阶级斗争是无法调和的, 是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的. 正像毛泽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评论曲阜农村的阶级斗争时, 生动讲过的, 赫鲁晓夫上台, 工农就要下台, 现在是, 邓小平上台, 工农就要下台. 这就是最新的阶级斗争留下的最新的教训, 是毛主席曾经一再教导过我们的. 我们没有牢记, 更没有贯彻, 我们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第三章  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
                问题是一个艰难过程


     第一节     路线问题  领导人问题
              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严峻问题
   
    毛泽东重视领导人也就是接班人的问题, 重视领导人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把它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问题联系起来, 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联系起来, 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是一个历史规律.
    许多人不赞成把路线问题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不赞成在思想、政治领域里强调阶级斗争, 他们死抠着阶级只有和私有制关系联系起来才有意义. 这是一种片面地、形式地看问题的方法.
    社会领域里的现象是复杂的, 从来不是一刀切的. 阶级斗争也是如此. 阶级现象最终当然是和经济关系、所有制关系联系在一起的, 不然就不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了. 但是, 具体到每一个人, 具体到每一个党, 就要具体分析. 联系可能是曲折的、复杂的. 尤其在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特殊的过渡性社会里, 就更复杂一点. 毛泽东说, 在阶级社会里, 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 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事实是这样. 路线、理论、政治, 都反映着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 什么出身不是衡量他的阶级地位的标准, 他的言论、他的行动, 才是衡量他的阶级地位的标准.
    马列主义导师从来就是这样分析机会主义代表人物的阶级属性的, 从来就是把思想、理论、路线的分岐, 放到特定的阶级斗争中去考察. 这类指示, 太多了, 这种例子, 也太多了, 尽人皆知, 不必重复.
    毛泽东运用阶级观点去考察修正主义路线领导人的阶级属性, 也是不以他们的共产党员、甚至高级领导的身分为判断标准, 而是以他们的言行, 尤其是执行的路线为标准, 这是符合马列的一贯立场和方法的, 是符合实际的.
    自由主义者(如那位自视甚高、但对马列理论一窍不通的李锐先生)在他们的著作中, 一再批评毛泽东从思想上、政治上划阶级, 这一方面不是毛泽东的原意, 因为划分阶级和判断个人或政党的阶级属性不是一回事, 另一方面, 也是更重要的方面, 是他们看不到阶级斗争. 他们到底是秀才, 多少有点才气, 但缺少深刻, 吃不透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说过, 现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党都不信马列了. 实际上, 首先是一百多个党的领袖不信马列了. 不是有意不信, 是不懂, 不可能懂, 是他们的阶级立场局限了他们, 他们的世界观局限了他们, 他们恐怕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有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对于怎样才能夺取政权, 怎样才能巩固政权、建设好社会主义社会, 都不甚了了. 其中东欧党的好多领导人是苏联扶起来的天子, 一切唯苏联的意见是从, 自己没有脑袋, 大概苏联也不允许. 从中苏论战那段时间各党的表现和写的文章来看, 包括苏联老大哥, 他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 即是教条的, 又是修正的, 远在中国共产党之下.
    谈到苏联东欧党在理论上的局限和修正主义错误, 有一点也要顺便说一句, 就是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 把中苏论战作为一笔胡涂帐去处理, 现在, 许多人也跟着这么看、这么说, 这是不对的.
    就论战所涉及的大是大非而言, 我们党念的是马列主义真经, 而苏共及其卫星党只是重弹修正主义老调. 在暴力革命这一点上, 就当时而言, 坚持马列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 近几十年, 整个世界出现了新情况, 要有新的理论认识去说明、去概括, 共产党的战略、策略, 要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 一般说来, 暴力革命在当前的发达国家至少是不现实的. 但是, 这却不等于从理论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主要应该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历史事实是, 至今也还没有发生这样的成功的例子, 倒是有失败的血的教训. 这是必须十分小心的, 必须有两手准备.
    至于在当时论战的其它理论问题上, 我们党的认识上的局限就更小了, 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 更和他们不可同日而语. 邓小平抹杀我们党和苏共论战的理论意义, 不过因为, 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是一致的, 同病相怜而已.
    其实, 这场论战的是非, 现在已经不需要辩论,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 历史已经检验过了, 中国党没垮, 他们垮了. 历史给双方的是非打了分.
    全世界这么多共产党, 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竟然大都走偏方向, 可见, 这个残酷的事实, 并不是偶然发生的. 请想一想, 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 在社会主义运动中, 出现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领导人还少吗?  
    远的不说, 从赫鲁晓夫到邓小平, 都是老革命. 戈尔巴乔夫、叶里钦也都是共产党培养的, 逐步提拔的. 如果只是从动机上解释问题, 肯定找不到正确的答案. 我丝毫也不怀疑, 邓小平同志从十六岁参加革命, 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 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那么多贡献, 他会有意搞资本主义, 搞修正主义, 有意把中国的事情引向斜路? 这是不可能的. 但他又确确实实地搞了修正主义, 把中国的事情引向了斜路. 恰如恩格斯所说, 真诚的机会主义更糟糕. 邓小平曾经批评毛泽东把中国经济搞得积重难返, 他这次可是把整个中国社会搞得积重难返. 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错误的危害是不可比的.
    这是一个让人十分苦恼而又无可奈何的非常实际的问题. 把握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怎么这么难, 以致这么多领袖人物都滑到了修正主义的泥潭? 这不仅使人要问:这种修正主义代表人物不断产生的历史现象该如何解释?它为什么和社会主义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相关? 为什么和社会主义失败的可能性、蜕变的可能性相关?等等, 等等, 都不容易回答. 如果尊重事实, 就不能不承认,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 不是一个十分清楚、十分简单的问题. 看似清楚, 并不清楚;看似简单, 并不简单. 这是只有经过非常认真地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 这里既有实践的问题, 也有理论的问题, 现在看来, 主要要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  
   
     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有待探讨和发展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 任何社会也没有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的. 总是要发展, 要改革. 而要发展, 要改革, 又总是要有理论, 要有方案. 历史上的政治家、理论家, 就是干这件事的. 他们当中的伟大人物, 也无非是摸到了时代的脉搏, 促进了历史的变革, 并由此带来了历史的进步. 这在历史上是经常看到的, 是规律, 是常识.
    这个道理,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也是适用的. 改革不独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 只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没有搞好改革而遭到过严重的失败, 所以, 改革似乎显得特别突出. 其实, 事情不是这样.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们, 不是在议会里吃闲饭, 他们也是在灵活地解决或者试图解决社会实践提出的问题. 改革是不断的, 经常的. 小瞧了资产阶级政治的这种灵活性, 就不能解释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改善和进步. 资产阶级政治不靠专制过日子, 它应对罢工自由、游行自由、言论自由的办法, 是在它的有限的范围里, 实行改革. 这是历史前进的要求决定的, 在它不失去政权的前提下, 只能这样做, 因为人民的力量也总是在不断上升.
    这里无意讨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验和理论建设, 只要承认其中的历史规律就行了: 执政者必须随着时代的要求, 靠民主的手段, 从理论上回答问题, 从而推动社会改革, 以求顺应历史进步的要求.
    历史事实是, 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建设是滞后的. 在苏东, 既没有列宁那样的高手, 又没有民主, 没有集思广益, 在思想专制的情况下只有教条. 别说有些根本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就是符合, 成了教条, 违背了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 正确也会变成错误.
    专制, 绝对是历史进步的锁链. 哪个民族要思想, 要进步, 首先就要去掉这根锁链. 如果说别的民族, 有这方面的正面的历史经验的话, 我们中华民族却只有惨痛的历史教训. 不然, 我们也不会自十九世纪以来吃这么大的亏, 而且, 如失地之痛已经无法挽回.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理论上的无所作为, 正是由此而发生, 并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悲剧. 实际情况是, 从十月革命到现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 在这样长的时间里, 在那么多的国家里, 而且包括了中、苏两个大国, 都在搞社会主义, 无论成功的正面经验, 还是失败的反面教训, 积累的已经相当多, 在这种情况下, 恐怕不好说实践还不够, 但是, 直到今天, 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还是非常不够, 邓小平就一再表示过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 所以, 才有了他的三论: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摸论(摸着石头过河)、闯论(闯物价关). 这是典型的没有理论的理论. 这不是沿着毛泽东思想前进, 而是随着感觉向修正主义滑坡.
    这种情况, 也不止反映在邓小平同志一个人身上, 其它许多领导人, 例如胡耀邦、赵紫阳同志都也多次这样表示过, 社会主义是什么不清楚, 社会主义该怎么搞也不清楚.
    不清楚, 怎么干?怎么能干对、干好?可见, 问题出在理论上. 一个号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却提不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 这个悲剧, 已经延续了很久了, 苏联、东欧党是这样, 我们党现在也是这样, 没有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回事, 没有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怎么回事.
    真正在理论上提出问题, 进行探讨, 得出许多正确认识的, 还是毛泽东.
    但是, 第一, 尽管为了这次 “反对修正主义的认真的演习”, 我们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闹了十年, 认识过程不但谈不到完结, 实际刚刚开始. 就以上面提到的一九七六年的中共中央四号文件来说, 那是毛泽东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后的思想结晶, 打开了思路, 非常宝贵, 但今天看来, 仍是远远不够的, 只能算是开始.
    所以, 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 要打倒刘少奇, 全党、全国人民没有思想准备, 刘少奇同志本人根本也想不到, 连参加起草 <五一六通知> 的张春桥同志后来也在上海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说, 我们是看着毛主席加上所谓 “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 这一段的, 但我们没想到是指刘少奇.
    文革初期, 所谓 “保守派” 的队伍那么大, 造反派队伍一点点, 除了五七年的教训和专制体制的束缚等原因外, 主要还是大多数人没有思想准备, 看不出党组织有太大的问题, 不知道革命的对象在哪里, 感觉不到造反的必要. 这才有了一个所谓 “亲自发动” 的问题.
    刘少奇被打倒, 许多老干部被打倒, 无论是本人, 无论是群众, 都稀里胡涂, 都想不到. 为什么?就是因为什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修正主义, 大家不清楚, 没标准. 在理论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完整的系统的认识. 常常是抓住一句似乎反毛的话或者是中央文革点了名、表了态, 就把人打倒. 结果, “演习”, 变成了打倒一切, “认真”, 变成了全面内战. 实际, 文革从头到尾, 就连毛泽东本人, 除了对清除刘少奇这一点清楚外, 许多问题, 许多发生的情况, 他都想不到. 所以, 才有那一段 “文化大革命不好搞” 的讲话. 这和他领导民主革命是大不相同的, 结果当然也大不相同.
    我一向认为, 关于文革的理论, 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依然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 是在文革过后的一九七六年的中央四号文件里才有了真正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认为, 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文革的乱, 不是偶然的. 是理论的混乱, 导致了运动的混乱. 党的干部不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资本主义, 什么是封建主义, 这首先是党、尤其是党的主席的过错. 但实际上, 毛泽东也没有真正弄清楚, 正在探讨之中. 以文革的代价, 以后来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来看, 这一探讨的确是非常必要的、是非常艰难的.
    毛泽东晚年一再强调要把列宁的意见搞清楚, 是肺腑之言, 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他在长沙呆了一百多天之后, 经过了认真的理论探讨之后, 一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方面要全党全国向列宁讨教. 不过, 列宁到底经历的社会主义的时间太短, 有许多问题他还没碰到, 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究竟该怎样搞这样的重大问题, 他都没有意见, 也不可能有, 因为时代还没有将这些问题提出来. 问题提得深刻的还是毛泽东, 但他自己也觉得不够, 因为到底已是年老体衰, 力不胜任. 他叫张春桥写文章, 只是回答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 这个框子, 本身就限制了理论发展.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 因为长期以来, 全党一直依赖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 发展马列主义, 其它的理论家, 只是阐发. 所以, 真有理论创造的人, 全党没有第二个人. 这是一个从斯大林以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存在的问题. 自然科学领域里, 不断有新的科学家出现, 社会科学领域里, 思维枯竭, 不见大理论家产生. 不是不可能出, 是出了不会发现, 不会重视, 甚至会扼杀. 例如, 文革中, 自六七年, 不只一人提出关于国家机器改善的问题, 提出贯彻巴黎公社原则的问题, 毛泽东说不能说彻底改善, 只能说部份改善, 但连部份改善也没有很好研究. 而像我在七五年联系现实, 宣传巴黎公社原则, 则遭到镇压. 所以, 大家只好缄口不言. 像人们讽刺的, 毛泽东思想, 只是毛泽东思想, 别人都不思想. 可见, 这是我们体制的弊端造成的, 又反过来影响了弊端的克服, 因为人失去了批判的武器, 失去了作为人的最精彩的活泼的思维. 结果, 毛泽东八十多岁的高龄了, 全党、全国还是靠他思想, 他也真不容易、真不简单, 毕竟找到了制度上的问题.
    可是, 第二, 这一艰难的探讨过程, 被重新上台的邓小平打断了. 邓小平只有经验, 没有理论;只有手段, 没有原则. 自己不研究马列, 也不让别人研究, 不让辩论姓社姓资, 实际还是推行他的猫论.
    只顾眼前利益, 放弃长远目标, 是修正主义的一大特点. 夺取政权的革命阶段是这样, 有了政权、进行建设的阶段看来也是这样. 邓小平搞经济建设, 所谓摸着石头过河, 结果脱离社会主义政治, 脱离社会主义原则, 走了畸形发展的道路, 导致中国社会逐步在变颜色.
    这真像一九六四年, 毛泽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个 <十条> 中所写的那段著名的话的结尾所说: “照此办理, 那就不要很多时间, 少则几年、十几年, 多则几十年, 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 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 变成法西斯党, 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请同志们想一想, 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1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第1323__1324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1这危险的情景, 现在已是历历在目了.
    虽说历史的曲折是难免的 但我们总想避免过大、过长的曲折. 我们期待历史前进. 历史需要高手, 我们期待马列毛理论高手.  
    可是, 能者易得, 帅才难寻啊! 出一个理论上的巨匠谈何容易. 难怪那位副统帅发出那样的感慨, 什么几百年、几千年出一个云云;难怪那位在共产党监狱里, 不屈地渡过了近三十年的张春桥同志, 感慨地说, 还会出列宁. 都算说对了一点吧.

           第三节  仍然需要向马克思主义导师请教
   
    事实的确是这样. 不是个人崇拜, 是事实. 迄今为止, 就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来说, 还是马克思主义导师的论述让人钦佩. 所以, 还是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导师们的论述吧.
    巴黎公社失败后, 面对工人阶级付出的巨大牺牲, 马克思怀着极大的义愤, 在短短的数天之内即写出了著名的<法兰西内战>, 连同后来恩格斯写的序言, 其中对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论述, 不仅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 而且非常重要, 他们所总结的一些措施, 涉及到劳动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利的运用, 涉及到如何在人民的监督下, 保证政权不变颜色. 可惜的是, 后来, 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政权建设上, 都没有很好地贯彻马恩总结的巴黎公社的原则. 只有列宁这样做了, 但时间有限, 方面有限, 到了斯大林时代, 全变了.
    毛泽东经常讲要学习马列, 可是对<法兰西内战>注意不够, 从来没有强调过巴黎公社关于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重要经验. 强调无产阶级必须运用暴力这一点多, 注意无产阶级管理国家、监督国家、直接把握国家权力这一点少。 而马恩两人和列宁都是非常重视的. 这反映了毛泽东对国家政权建设认识上的不足, 对公社体现的无产阶级民主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而过去还有一种怪论, 认为我们的政权形式已经超过了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关于普选和领导人工资规定的原则, 在我们现在行不通. 这是非常错误的, 实际正相反, 就是在今天, 我们搞政治改革, 最重要的还就是要贯彻巴黎公社原则, 还就是要认真研究巴黎公社原则.
  马克思没有见到社会主义社会, 但他在 <哥达纲领批判> 一文中对社会主义阶段的论述, 是那样的精辟. 他实际提出了, 在这个社会过渡阶段, 资产阶级法权存在, 两种社会因素并存, 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这种理论的深刻, 理论的彻底, 是当时他的那些学生们、战友们理解不了的. 诚然, 马克思的意见, 十分原则, 十分宏观, 但这是一个科学认识的起点, 虽然它只是从极为简单的、理论化了的历史转变的角度, 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旧社会的痕迹, 但只要拿后来实际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事实加以补充, 并加以理论抽象, 就很容易得出社会主义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不仅留下了科学结论, 更重要的是留下了科学方法。 这是最有义义的, 最重要的, 最不可抛弃的。 可惜, 直到今天, 党中央还是不肯拿起这个科学方法。  
    这是一个很深刻、很重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 但我在有些持自由主义见解的同志们的著作中(例如李锐先生的<大跃进亲历记>)看到, 他们以挖苦的、轻蔑的口气批评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理论的见解, 把这些见解和他们认为的毛泽东在大跃进、文革时所犯的错误联系起来. 其实, 是他们根本没有弄懂马克思论述的深刻性、重要性, 他们误以为既然现在实现不了, 就没有什么重要的地方, 弄不好还会导致错误, 导致空想. 这表现了这些自由主义朋友们理论上的不足和历史知识上的欠缺.
    正确的是毛泽东. 他至少看到了, 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重性. 铲除资产阶级法权是不可能的,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但是, 还有另一方面, 这毕竟是一片土壤, 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毛泽东看到了这件无可奈何的事情, 可是, 自由主义者什么也没看到. 所以, 他们不可能在继承马克思的基础上前进, 由此看到社会主义会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问题. 他们轻蔑马克思主义理论, 但他们在理论上也真正做不了什么.
    列宁这样做了. 当然, 列宁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什么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 也不是什么旧社会的痕迹的问题, 列宁面对的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的反抗和外国干涉者的武装侵犯的问题. 列宁对这些问题, 都看到了, 都有区别地给予了说明.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的论述, 是大量的, 精辟的, 深刻的, 读这些论述, 让人口服心服. 谁不断学习, 谁就能不断受益.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大师, 深刻而敏捷, 尖锐而准确. 毛泽东特别钦佩列宁是有道理的. 他一再叫学习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是正确的. 列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 包括他实行的新经济政策, 都是如此灵活, 又不失原则. 这些宝贵的理论, 都保存在他晚年的著作中, 至今没有过时.
    如果真是要坚持列宁主义, 那就应当像毛泽东当年提倡的, 我们党的干部和党员应当有计划地认真读一点列宁. 可惜, 现在没人讲这件事, 对列宁好象有点理不着. 是觉得列宁的论述过时了, 还是觉得列宁的论述让人接受不了, 还是说 “四个坚持” 不真心?
    书是一定要读的. 要干社会主义, 马列毛的书更是一定要读的. 读都不一定弄懂, 别说不读了. 别看毛泽东一向反对教条主义, 反对死读书;一向主张破除迷信, 但他读马列是用心的, 连斯大林的书也认真研究. 这是一个自马克思以来的好传统, 要继承, 不能学邓小平, “不读书, 不看报, 不懂马列.” 不读马列, 就会言不及义, 言不及马列主义. 胡锦涛同志作为全党领袖首先应当重视这一点, 在经历了这么多曲折之后, 为什么至今还没有提倡读一点马列、研究一下遇到的新问题呢?千万别受邓小平不尊重马列的坏影响.   
    列宁去世后, 斯大林接班. 斯大林没有列宁那样高的理论水平, 又在个人作风上存在着缺点. 而当时, 斯大林已经是最好的了. 这就是历史的空缺. 既反映了历史的偶然性, 也反映了个人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现在, 有人吹布哈林, 其实, 布哈林上台, 注定会搞修正主义. 虽然我们现在不必去议论这种假设. 斯大林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 已经在理论上看不出什么东西了. 他始终也没有看出, 他所搞得社会主义模式有什么问题, 也看不出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 所以, 他既没有感觉到改革的必然性, 也没有感觉到革命的必要性. 他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的条条面前止步了.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但又不是一件小事. 历史事实是, 工人运动一个始终存在的困难就是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的领袖难得.
    无产阶级领袖所要服务的对象和历史对他的要求, 都比剥削阶级的政治家难得多. 执政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 由于本身的文化水平、理论水平、政治水平因时代条件的限制而不可避免地有相当局限. 加上, 就整个文化背景而言, 几千年来形成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在各个方面占着统治地位, 任何一个人都会受到影响. 要想从这种私有制造成的汪洋大海里超脱出来, 没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是很难做到的. 认识这一点, 正视这一点, 就可以明白, 要想真正培养出无产阶级的好的接班人, 造就好的革命和建设的领导人,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又是一件非做不行的事情.  
    要说, 斯大林是有相当能力的, 和他周围的战友们比, 已经是站得更高一点了, 但是和历史的要求相比, 却仍是不相称的. 他的文化水平有限, 理论思维水平有限. 你看他写的书, 非常的清晰, 作为坚持一种理论, 宣传一种理论, 是可以的, 但是, 清晰而缺乏深度, 就难于担当理论探讨的重任. 他的局限, 他的一系列错误, 包括对中国革命出的坏主意, 都不是偶然的. 所以, 他担当不起发展列宁主义的重任.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的确又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历史发展的或快或慢, 的确与此相关, 而且越是在历史发展的较低阶段上越是这样.
    造就一个天才并不容易. 毛泽东苦于此, 叫一个因为种过田, 作过工, 当过兵的政治小丑王洪文作党的副主席, 真是大大的形而上学, 这和当年任用那位工人出身的向仲发为党的总书记, 最后叛变了事, 如出一辙. 临终前, 不得已, 又选了位他认为 “人老实”, 实际既无能、又投机的华国锋做党的主席, 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
    个人挑选接班人, 显然不好. 可是在苏联, 在一定范围里的选举, 也没有选出个真正的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 可见, 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听说胡锦涛同志现在也在为这个问题伤脑筋, 其实, 我们也在为他伤脑筋, 我们多么希望他能成就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啊!
    这真是一个十分实际而又不好解决的问题. 我们批评英雄史观, 但历史也还真是需要英雄, 至少现在这个时代,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还是非常巨大的. 尤其在社会理论的探讨上, 更是这样. 基层群众, 可以有很好的政治倾向, 但是, 理论的探讨, 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 恩格斯多少次反复称赞马克思的天才头脑, 称赞他的理论探讨能力, 是事实求是的, 唯物的, 不是天才论. 周恩来同志的政治才能、组织才能是公认的, 但是他自己不止一次说过, 他不能挂帅, 这是就制定路线、把握方向以及发展理论而言的, 这不仅是谦虚, 也是实事求是的. 自列宁以后, 就是因为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社会理论上的欠缺, 不能指导苏联和东欧诸国继续革命、不断改革、逐步前进, 结果, 在十月革命还不到一百年的时候, 纷纷垮台失败.
    恩格斯写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和任何科学一样, 探讨没有止境, 要靠实践, 要靠一代一代人的努力, 其中也少不了大科学家. 社会主义理论的命运也只能是这样.
    理论来自实践. 进行社会主义的实践, 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自然科学应用的实验室相对狭小, 社会运动的范围却无比广阔. 因为理论的欠缺, 常常是以上千万人的生命做牺牲的.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重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探讨呢? 理论如有不周, 由此而来的政策有所偏离, 那可能立即会造成血泪的灾难. 回顾社会主义社会艰难行进的历史,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 继承马列、尤其是毛泽东的理论遗产, 加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探讨, 已经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社会主义事业如此艰难, 社会主义理论探讨如此艰难.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没有科学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中国社会主义的失败将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现实性, 我们已经可怕地感觉到了. 许多尚健在的老同志, 因为年事已高, 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能十分悲哀地担心, 他们和无数先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否会毁于一旦. 事情的确也是这样, 理论的探讨和路线的矫正, 已经是关系到党的前途、国家的命运的紧迫大事了.
    这不是危言耸听, 也不是庸人自扰. 如果没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如果不能从没有理论的邓小平理论中走出来, 等待我们的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被人民所抛弃. 哥尔巴乔夫、齐奥塞斯库、昂那克、霍查等人的悲剧将会在中国重演, 我想, 无论如何, 这决不是胡锦涛同志希望面临的.
    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 在毛泽东已经作出的探讨的基础上, 大胆创新, 勇敢前进.     

   
         

       第四章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
               级斗争理论的贡献和局限
   
    在斯大林之后,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是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 真正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的领导人, 正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 毛泽东批阅了一份中共中央四号文件, 这份文件是他当时近期讲话的汇编. 他批示 “同意”, 而且特地写上 “三月三日六时”, 以示重视和确认.
    在我看来, 这些讲话可以看作是毛泽东的政治遗嘱, 是他经过文化大革命实践后得出的最后的理论见解, 也是他的最高的理论见解.
    今天看来, 虽说这些意见也包含着明显的不足, 但是, 最为宝贵的是其中阐发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在制度方面的弊端, 以及由此而来的, 为什么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 为什么要继续革命.   
    这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 它是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经过建国后二十七年的艰苦奋斗, 并在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才得来的. 我们决不能轻易抛弃这笔宝贵的理论财富. 我们党理所当然地应当批判地继承这笔理论遗产, 发展其中的正确的理论思想.
    在我看来, 这是摆在胡锦涛、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位居第一的历史任务. 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 就不会有正确的社会实践. 没有正确的思想理论路线指导, 一味地摸着石头过河, 是会误国误民的. 历史给了中华民族一个大好的机遇, 世界历史正在转弯和调整. 如果胡锦涛带领我们党固守弊端, 茍且爬行, 错过这一机遇, 那真是我们民族的千古遗憾.
    如果说, 上一次在封闭发展的历史条件下, 被动捱打, 割地赔款, 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机遇不好, 情有可原, 而且, 我们的先辈以伟大的牺牲精神, 前赴后继, 洗刷了耻辱;那么, 这一次要是不能跃马向前, 就只能怪我们民族无能了. 胡锦涛绝不能领导这样一个全世界公认的智慧的十三亿的伟大民族趴在地球上, 而应像我们的先人所立志要达到的,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赶上并超过世界发达国家. 只要我们敢于举起旗子, 继承近代以来我们民族的拼命精神, 继承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我们民族创造的思想财富, 我们民族是有希望的, 我们的目的是可以达到的.
    现在, 我们就来重点研究一下, 毛泽东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 我们根据两个历史阶段, 分两个问题做探讨

         第一节  关于 “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上述著名的政治遗嘱里说:“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矛盾. 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 才有形势开始好转. ”[1 <毛主席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 <1976>4号]1
    不能轻看这句话. 这里的 “重提”, 绝不能简单理解为只是重新提出的意思. 十三年中, 包括一系列历史过程, 包括一系列认识过程. 虽然, 从字面上来说, 是重复讲的阶级斗争, 但一九四九年讲的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和含意, 和一九六二年讲的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和含意,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虽说前后讲的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但具体内容和含意是不完全一样的, 它反映了毛泽东主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实际情况. 所谓重提, 是毛泽东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新的认识的开始.
    我们这里不能、也不必须仔细回顾这一丰富的历史过程和认识过程, 简要而概括地说,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无论是国际上, 还是在国内, 阶级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而且就国内而言, 这是在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的新形势下存在的阶级、阶级斗争.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 比别人的高明之处, 就在于他仍然能坚定地把握住阶级斗争观点不动摇, 及时地运用这一观点分析现实的新情况, 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 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提出的思想, 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看法, 这就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因而需要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一理论包含了许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 这正是我们现在要着重研究的课题.
    斯大林以及他的后继人, 以及东欧诸卫星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 对于阶级斗争问题始终没有得出一个比较正确、比较稳定的看法. 他们一会儿说阶级斗争已经在他们那里不复存在, 可是, 一旦发生重大的政治危机, 例如波兰事件, 匈牙利事件, 他们又张皇失措, 忙去外部帝国主义方面找原因.
    与此不同, 我们党, 在毛泽东领导下, 在真正弄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 在继承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遗产的基础上, 面对执掌政权的新局面, 十分冷静地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 (包括新民主主义阶段) 的阶级斗争新形势, 在工作重心转移、基本任务转向恢复经济、发展经济的新情况下, 一刻也没有放松阶级斗争. 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抓住了阶级斗争, 才保证了经济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逐步地发展, 整个社会沿着正确的方向逐步地发展, 即使有时出现一些错误, 甚至重大错误, 也能在克服错误之后, 继续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第一题  以阶级斗争为杠杆   建设一个新世界
   
    把日本人送回老家去了, 把蒋介石赶到小岛子上去了, 总算进了北京城, 进了紫禁城. 中国共产党成了有四亿五千万同胞、有五千年文明史, 而自近代以来倍受欺凌的积贫积弱的泱泱中华的执政党. 面对胜利, 面对新形势, 面对国内国际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亟待去做的新工作, 千头万绪, 如何把握?
    毛泽东牢记李自成的历史教训, 十分小心, 十分谨慎, 同时, 又展现了自己治国的雄才大略. 一件件, 一桩桩, 有条不紊, 处理十分得当. 而贯串其中的一个重要思想, 就是将政治放在第一, 把握大局, 把握阶级斗争这根主弦.
    <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 抗美援朝, 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处理外部问题. 镇反肃反, “三反” “五反”, 以及思想文化领域里, 关于 <武训传> 的讨论, 关于 <红楼梦> 的讨论和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对 “胡风集团” 的批判(错案), 等等, 是处理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
    展开这些阶级斗争, 反映了毛泽东在建国后, 对于新形势下依然会存在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 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思想理论跟上了形势的发展, 反映了中国的社会实际, 总起来说, 对于大部分斗争的领导, 基本上是正确的, 成绩是主要的, 积极面是主要的, 对于人民政权的稳定, 国家的健康发展, 造成一种社会主义的新风尚, 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毛泽东对于建国初期的这些阶级斗争的领导, 已表现了他的一些独特的思想特点. 这里不能结合各次运动的实际情况, 详尽分析毛泽东的独到思想, 这样篇幅就太大了, 也不是本文的重点. 这里只想把这一时期的毛泽东的历史思想的特点, 做一简要的概括的说明.
    其一是, 毛泽东十分重视清除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蜕化变质的高官, 强调这些人 “已经是资产阶级份子, 是叛变人民的敌人, 如不清除惩办, 必将为患无穷.” 指出, 和他们的斗争 “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 务必取得胜利.”[1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第213,209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1 这和毛泽东关于吸取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京后蜕化变质而最终失败的教训, 向全党发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警告是完全一致的, 和后来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主要革命对象的认识一脉相承.
    其二是, 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是毛泽东的又一一以贯之的特点. 注意清除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各种腐朽的思想影响, 逐步创立社会主义新文化, 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对于创建一个具有新风尚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必要的.  
    尤其是, 我们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 近代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落后、 被动、 捱打的情况下, 民族精神有很大的弱点. 所以, 自五四运动以来, 以鲁迅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家、革命家, 一再表示以振奋中华民族的精神为己任.
    毛泽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伟大的革命家, 对此当然深有感触, 所以, 他尤其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尤其注重解除人民群众的精神枷锁, 努力开创一种意气风发的新的社会精神面貌. 应该说, 毛泽东领导全党为此奋斗, 基本是成功的,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中国人民从此从精神上站了起来, 中国的社会精神面貌在他领导时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重读他的有关论述, 包括关于武训传、关于红楼梦等讨论的意见, 依然感到是深刻的, 是基本正确的.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社会是有机联系的、立体的, 不是单一的、片面的, 不是只存在经济活动, 而且就是经济活动, 也不是赤裸裸的仅只表现为和自然的关系, 也不是孤立的个人的活动, 而是人们在结成一定关系的情况下, 作为一定的社会整体的有机构成部份, 才有可能实现. 脱离上层建筑、脱离社会的纯生产活动是不存在的. 过分强调上层建筑的作用, 尤其是错误地展开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斗争, 当然是不对的;但是, 同样, 过分孤立地强调发展生产力, 以为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不和社会发展相联系, 以为只要生产力发展了, 整个社会自动地就会发生变革和进步,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顶多是机械唯物论. 列宁说的那句至理名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政治同经济相比, 不能不占首位. 至今没有过时, 对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完全有效. “白猫黑猫论” 则不对, 是反对列宁观点的.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继承了马列主义, 就是后来林彪在这方面的有些思想和创造, 也不必因人废事, 一笔抹杀, 至少应该在经过分析、经过研究之后, 决定取舍.
    社会的运行需要多方面的管理, 社会的人群也需要管理, 除了法律、法规之外, 社会风气, 社会道德习惯, 人的思想精神面貌, 不仅关系到社会安定, 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状况和发展, 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状况和发展. 创造一个新社会, 不仅要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力, 不仅要创造能够和这种新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人, 而且最重要的、最终的还是要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环境. 毛泽东重视这一点, 是符合历史要求的, 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的,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上, 是个创造. 只讲创造生产力, 只讲抓经济建设, 不去考虑整个社会的改造, 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思想风貌、社会风气的改造和建设, 常常比进行物质生产活动还要艰难, 是一个不容易处理好的历史任务, 需要一步步、一代代地做下去, 但是, 为了实现祖国强盛的理想, 实现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 是非做不可的. 只要实事求是, 尊重历史, 就应该尊重并继承毛泽东在这方面留下的正面的经验.
    其三是, 毛泽东处理阶级斗争, 从来不是只靠行政机关去解决问题, 也不是只考虑揪出个别坏人, 而总是把它作为一个群众运动去处理. 在 “三反”、 “五反” 运动中, 他强调: “要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 要 “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 并指出:搞这些运动, “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 而是为了改造社会”.[1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第209, 233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12月版.]1 这样的领导思路, 不仅有利于斗争的深入进行, 而且, 能够把整个社会调动起来, 破旧立新, 移风易俗, 使广大群众也能受到教育, 从而达到改造整个社会面貌的目的.
    社会主义运动和以往的剥削阶级所领导的社会变革不同, 剥削阶级所代表的狭隘集团及其狭隘利益, 使他们不可能、也不必要真正关心劳动群众的精神解放和社会地位的解放, 他们一旦达到他们的政治、经济目的, 第一件事就是让运动停止下来, 否则就会毫不犹豫地将继续斗争的人民群众打下去. 整个近代历史提供了足够的这种历史经验.
    但是,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与此恰恰相反, 它所要实现的是整个人类、首先是占人类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得到解放, 从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真正属于全人类的自由联合体社会. 这样的目的决定了, 社会主义事业永远应该是千千万万人的轰轰烈烈的事业. 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所以, 不能一听到 “运动” 二字就反感, 一看人民群众起来了就害怕, 错误地以为这是极左, 不是的, 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和以往的剥削阶级领导的社会运动的根本区别所在. 反对或放弃这一点, 就会走到资产阶级政治的斜路上去. 从实际情况来看, 毛泽东领导的运动, 主要留下的是正面的好的历史经验和政治艺术.
    现在, 有些老一代人, 常常怀念五、六十年代的那种较好的社会风气、精神面貌, 那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人与人的关系, 不能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消极的怀旧情绪. 那时, 是有一些过左、过死的作法, 有一些过分限制人们自由的条条框框, 但就整体而言, 经过热火朝天的一个个运动, 迅速涤荡了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 形成了意气风发的新社会面貌. 当时的社会状况的确是好的, 广大人民群众的确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 使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得到了改造. 包括工人、农民对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是相当自信的, 包括大多数知识分子在那时接受马克思主义, 是出自内心的、真诚的. 这一切都是在毛泽东主义的指引下, 通过工作取得的.
    现在有些学者, 完全否定这些基本事实, 不符合历史真相. 这不用辩论.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都还在, 绝大多数人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 他们不仅基本肯定那个时代在这方面的工作, 而且正是这几代人, 信仰坚定, 初衷不改, 他们以自己的辛勤努力和忘我牺牲, 无愧于自己的祖国, 无愧于时代. 谓予不信, 可做调查.
    当然, 这是事情的一方面, 虽说是主要的一面;事情还有另一面, 属于错误的留下深刻教训的一面.
    一, 今天回过头去看, 当时所作的一切显然并不都是正确的. 除了有些有争议的看法外, 大家对于在斗争过程中, 所发生的扩大化的倾向, 粗暴的作法, 不按法律程序办事, 对知识分子不够尊重, 更不用说胡风等同志的下狱, 等等, 都是持批评意见的, 都认识到了错误的严重性, 并知道留下的教训值得好好研究, 永远记取. 毛泽东对此也有一定的认识, 他在后来说过, “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 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 伤了一些人, 这是不好的.”[1 <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226页, 人民出版社, 1999年6月版.]1 当然, 这个检讨还是不够的, 不深刻的, 所以, 现在, 我们还要好好研究这教训的一面.
    属于人民内部 (即合法公民内部)的问题, 属于思想方面的问题, 都应该力求实现既要纠正错误, 弄清思想, 又要达到帮助同志、团结同志的目的. 这一点不容易处理好. 一方面, 没有点社会压力, 人不容易承认错误, 改正错误;另一方面, 过分了, 就会混淆矛盾, 会给投机份子以机会, 会助长党官僚, 助长专制. 有些问题, 有些错误, 也不一定一次解决完, 应该允许保留, 允许有个过程. 何况, 有些是非问题一时也不容易看清楚.
    应该承认,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但又相当复杂的问题, 不然为什么后来会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题目呢. 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 就只能按照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去处理, 而不能混淆矛盾的性质, 尤其不能采取非法的群众斗争的方式和随意剥夺自由的方式. 怎么才能做好, 不简单. 我们党, 近年来, 搞过 “三讲”,  “保持先进性” 等活动, 也是想吸取以往的教训, 想通过一定的适度的手段, 达到既要解决问题, 又不伤害同志的目的. 但是, 大家都看到了, 走了过场, 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题目, 还没做好, 还要向毛泽东请教.
    二, 在处理阶级斗争问题时, 不仅人民内部, 就是涉及敌我性质的问题, 涉及触犯法律, 也要严格划清两类性质的界限, 严格按法律办事, 不能随意定性, 混淆矛盾, 以往的所谓 “扩大化”, 往往因此而来. 法律之外的所谓 “集团”、 “份子” 等等帽子, 全是混淆矛盾的错误提法. 除了法律这个唯一准绳而外, 这类名堂应该一律废止. 就是触犯法律, 逮捕入狱, 也不能像野蛮的古代社会一样, 去刑讯逼供, 从肉体上进行折磨, 这是至今在我们的法律部门中仍旧存在的问题, 和发达国家有差距, 和时代有差距, 非有果断措施解决不可.  
    从教训方面来说, 绝不能因为政权在自己手里, 就可以随意伤害人, 就可以以党代法, 这是一个在苏联等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里, 以数以万计的优秀同志、优秀干部、优秀知识分子的生命为代价, 留下的惨痛教训. 千万不能忘记, 更不能重演.
    毛泽东在临终前, 对伤害问题的意见不足取, 表现了他对伤害同志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 在文革中, 他也总是把这类事说得很轻. 实际上, 任何情况下, 侵犯人权, 剥夺自由, 都是犯法的, 不是犯错误的问题, 是犯罪的问题. 在我们党的文革后有关建国后的历史的决议中, 对于这类严重错误, 没有深刻的反省, 轻描淡写, 文过饰非, 表现了认识的局限, 是站在独裁、专制的立场上看问题, 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三, 我们是一个没有经过近代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洗礼的民族, 又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族, 和愚昧相联系, 专制的、家长制的文化, 渗透到每个家庭、每个角落, 而且, 我们的文明史除了远古有一点民主的遗存外, 自秦以来基本就是专制史. 在统治阶级内部, 都无民主可言. 所以, 普天之下, 都是臣(即奴隶), 没有人, 从来谈不到对人权的尊重. 这种历史背景, 对毛泽东有影响. 他讲过他的弟弟毛泽覃批评他说, 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 他终生难忘. 但他对人权的重视, 总是不够的, 这和长期从事残酷的阶级斗争有关, 和我们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 也和毛泽东的生活环境有关. 在毛泽东的历史思想中, 关于自由民主的认识, 有很大的局限性, 是他的最大的不足, 也是导致他在领导工作中犯错误的重要原因.
    这又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 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一个民族的问题, 一个党的问题. 我们反对过国民党的独裁专制, 轮到自己掌权, 重犯了国民党的错误, 而且有的有过之无不及. 刚进城, 比较谨慎, 随后就越来越不谨慎, 甚至草菅人命了.
    沉痛的历史经验证明, 作为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的共产党, 在党的建设上, 尤其是在执政后的党的建设上, 进行民主制的建设, 是一件十分重大、十分困难、而又不能不抓紧的政治大事.
    列宁了不起, 不要轻信污蔑列宁残暴. 正是列宁在执掌政权之后, 不止一次强调, 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暴力, 甚至主要不是暴力, 而是劳动人民组织起来, 直接管理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 是万万丢不得的. 问题在于怎么正确理解. 就马恩当年面对巴黎公社失败后所发生的血的反攻倒算, 强调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暴力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扑, 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 不能忘记, 政权的职能, 不仅仅是保护政权, 更深刻的任务是管理国家, 管理社会, 这就不能只靠暴力. 专政和执政是一个意思. 无产阶级专政优于以往的剥削阶级专政的地方, 就在于这是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民主执政.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 有可贵的、独到的见解, 比其它党的领导人的认识还是高明. 其它一些领导人, 尤其一些文化较低, 农民出身的领导同志, 似乎不知民主为何物. 就是邓小平、陈云同志也不明白这个道理. 邓小平直到晚年南巡讲话, 一谈到无产阶级专政, 就只说暴力, 暴力镇压反革命, 就想到拿起枪杆子. 这显然是就 “六四” 的教训而言的, 但是, 这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
    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制, 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保证. 可以说,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
    可是, 毛泽东对此, 只承认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虚伪性, 不谈无产阶级民主制的重要性, 这方面实际建树甚少, 错误却不少. 例如, 在文革中, 他对斯诺说, 他是老和尚打伞____无法无天. 文革悲剧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无法无天. 一个社会, 一个运动, 没有章程, 随心所欲, 不乱套才怪呢. 无法, 就是不遵循民主制, 这种蔑视民主的思想, 是一种落后的思想.
    不重视民主制的价值, 这是毛泽东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落后的地方. 晚年, 他还是不赞成竞选, 说 “在北京, 谁认识我, 谁认识谢富治”. 主张用推荐代替选举. 实际是否定了民主制, 是个大错误. 这和斯大林犯了一个毛病, 不懂民主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 不懂民主制对于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重要性, 不懂无产阶级政治的首要任务就是逐步建设好无产阶级民主制. 就党的领导来说, 不注意主动接受民主制的约束, 就会形成个人说了算的人治局面. 这是一个不可轻视的首要的政治问题, 因为, 没有民主, 就会产生专制. 哪里有专制, 哪里就会产生各种政治悲剧, 包括整人, 包括腐败. 这种政治上的倒退, 必然会带来社会的倒退.
    在共产党执掌政权的条件下, 一切必须按法律规定办事, 不能人治, 不能言治, 不能党治, 不能回到古代的一套去. 一个口头指示, 一个党的决议, 就可以剥夺人身权利, 就可抓人下狱, 这是回归到古代或中世纪专制的政治形式去了.     
    党内斗争, 是政治斗争, 大不了, 开除党籍就是了. 党章不是法律. 不应具备法律的意义. 因为反党, 就可以剥夺自由, 抓人下狱, 致人于死地, 这都是没有民主制, 没有法治的表现. 例如, 高饶反党集团, 党内怎么处理, 是共产党内部的事情, 应按党章办. 一旦, 要抓人, 要进监狱, 要判刑, 那就要按法律程序办事, 就不再是党内的事情了. 直到定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 和判刑搞在一起, 是不合适的. 反党不是犯法, 不是量刑的尺度. 要定罪, 说反党集团是不够的, 说反革命集团也不够. 还是一派混乱.
    任何党派都不可以凌驾于法律、法律部门之上. 但是, 当时没有划清这个界线, 至今也没有提出这里有什么教训. 这类事情并不少, 现在的平反, 只是停留在平反上了, 没有从认识上, 更没有从法律上、制度上去总结. 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至今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这一大课题上, 认识还有局限, 还不懂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就其实质而言, 根本就是同义词.      
    四, 从理论上说, 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 不一定就是人民外部 (即因触犯法律而失去公民权利)的矛盾. 这在夺取政权之前或之后都是如此. 剥削阶级的思想经常会浸入党的肌体, 你不能说受浸害的同志都是敌人. 一是要管, 二是要管得恰当, 不能混淆矛盾性质, 又要有积极效果, 做好不容易. 这在党的建设上是一个大问题, 在国家建设上也是一个大问题.
    放任自流, 听任坏人坏事泛滥, 就像现在这样, 管不起来, 没有体现国家机器的职能. 人民群众不满意是正常的. 现在是, 党很软, 国家很软, 体现不出较强的政治力量, 实现不了自己的职能. 所以发生这种情况, 与放弃阶级斗争为纲有关, 也与错误吸取过去的扩大化错误有关, 殊不知, 一旦取消阶级斗争, 那就会犯另一类错误了.
    事实上, 就是资本主义国家, 也是要社会管理, 也是要思想引导, 不然社会就没法正常运行. 同是资本主义国家, 有的管理得好, 有的管理得差, 整个社会状况、社会风气很不一样. 到过德国的人, 都会感到, 德国的公民素质比较高, 社会风气比较好, 人们走到哪里, 都感到比较舒服. 虽说是资本主义制度, 虽说坏事也时有发生, 但是, 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 他们管理得比较有效. 相比之下, 周边的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 有的管理的就比较差, 风气不好, 你到了那里, 总要小心受骗、被偷, 让人感到不舒服. 可见, 不管什么制度, 社会只要存在一天, 就要管理, 就要约束, 无为而治是不行的, 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
    政治的职能之一就是要整治. 文革当中, 邓小平敢整顿, 会整顿, 收效显着, 撇开路线不谈, 这种治国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他反对软、散、懒, 现在不能说懒, 但软、散却是严重的, 对国家、干部、公民的管理, 不够有效. 我们常常表彰和犯罪份子英勇搏斗的英雄警察, 他们的确让人尊敬和钦佩. 但是, 靠扩大警察队伍吃饭, 靠家家安防盗门过日子, 是治标不治本, 是防不胜防的. 不改变社会土壤, 坏人会不断产生, 英雄会无谓牺牲, 我们痛惜英雄, 也要痛惜一个人变坏, 同样是失去了一个好人, 而且归根结底, 这是社会没有尽到责任. 改变社会风气, 杜绝犯罪, 实现路不拾遗, 夜不闭户, 才是治国的真正要求.
    所以,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确是个极其重要的大题目, 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创造和在实践上的运作, 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现在的问题是, 这些思想和实践被简单地一笔抹杀了. 结果走向了反面, 例如, 现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问题就可以说是成堆, 真有点像毛泽东当年批评的那种情况了, 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 武林剑侠、低级趣味, 充斥影视舞台,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风水算命、崇洋迷外等乌七八糟的思想笼罩着社会, 一个号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 唯独缺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
    我是个做过运动员的人, 我的孩子也做过运动员. 每当看到我们的运动员拿到金牌, 五星红旗升起来的时侯, 我都十分激动, 都感到一种民族的骄傲. 可是, 和过去那种千篇一律的高调相反, 现在得奖的运动员, 大多都不能很好地表达祖国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和发达国家不一样, 我们的体育成绩, 可从来是靠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喂出来的, 是共同的牺牲换来的. 这由我们历史和现状所决定. 可我们的孩子不懂这些, 站在采访的记者面前, 只会说想爸爸、妈妈一类的话. 这当然不错, 但仅只如此, 可就离开了我们的历史.
    搞不好思想建设, 首先的、最受危害的是青年一代, 而他们正是我们祖国的未来. 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是目的, 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这是一个不可偏废的有难度的课题, 直到今天, 认识还没有完结, 还要研究. 回顾这段历史, 就是研究.
    总起来说, 建国初期进行的这些阶级斗争是比较明显的, 易于看到的. 全党当时也没有太大的分岐. 今天回顾起来, 存在不同的意见是难免的, 经验也罢, 教训也罢, 都有价值, 都可以变成财富. 争论就像琢玉, 经过争论, 真理的玉石更会放光.
   
     
              第二题    面临重大历史转折   
               曲折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
   
    历史发展到了一九五六年, 这在共运史上是非常重要、非常值得研究的一年.
    就在这一年, 苏联发生了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事, 接着又发生了波兰事件, 匈牙利事件, 这一年被毛泽东称为 “多事之秋”. 紧接着, 五七年, 在中国也发生了 “右派事件” 和 “反右斗争”.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这一切已经清楚地说明, 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转折. 如果说, 外部敌人已经不足以动摇社会主义的话, 内部问题却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能否认识这一点, 能否处理好这一点, 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成败.
    虽然共产党以铁腕渡过了困难, 渡过了 “多事之秋”. 但是, 苏联、东欧党实际上没有从中真正学到什么, 只是在已经走惯的老路上继续走下去.
    比较而言, 尊重事实, 认真对待 “多事之秋” 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的认识, 是继续前进的. 在他的具体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发表了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和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两篇文章. 两篇文章, 运用毛泽东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 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 这在理论思维上, 比苏联、东欧党深刻多了. 他们缺乏统观全局的认识能力, 站不高, 看不深, 认识不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 当然也不会分析这些矛盾.  
    毛泽东的认识, 表现出从两个方向上进行思索.
    一方面, 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两把刀子的说法就是那时提出的. 他说: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 我想讲一点. 我看有两把 ‘刀子’:一把是列宁, 一把是斯大林. 现在, 斯大林这把刀子, 俄国人丢了.”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 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做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 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 这就是说, 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 这个门一开, 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1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第608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12月版.]1 这是挖到了修正主义的本质的. 他还说: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 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 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 分清敌我, 分清是非, 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 现在呢, 自食其果, 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2同上, 第608__609页.]2毛泽东是从是否坚持阶级斗争观点考察苏联、东欧党的问题的. 这完全正确.
    另一方面, 毛泽东又坚决反对教条主义. 他坚持把辨证思维的矛盾学说贯彻于认识社会主义社会. 他承认,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依然大量存在着矛盾, 而且,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的社会的一般的基本矛盾, 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人民内部的矛盾, 共产党内部的矛盾, 等等, 都是存在的, 而且弄不好, 也会走向反面, 引出乱子. 所以, 他把波匈事件的发生, 归结为: “官僚主义, 脱离群众, 工业方针错误, 工人减薪, 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 知识分子未被改造, 反革命份子没有镇压.”[1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第609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1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 在当时的共运中, 是领先的,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能够揭示矛盾, 才能解决矛盾, 才能继续前进. 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了他敢于从实际出发, 敢于承认矛盾, 因而具有出色的把握历史的认识能力. 马克思主义在他手中, 不是僵死的条条框框, 而是一把犀利的解剖刀, 他能够灵活地运用这把解剖刀解剖社会主义社会.
    苏联东欧的事变, 只是一个借鉴, 毛泽东更关心的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五六年下半年, 中国也不平静. 工人罢工, 学生罢课, 农民退社, 都有发生. 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供应的紧张, 也导致社会矛盾突出表现出来. 面对这些新情况, 毛泽东的认识十分活跃, 有许多宝贵的创见. 至少有大体以下几层认识.
    首先, 他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 “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 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 还将在一个时期内存在. 另外, 还有少数特务份子也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 [2 同上, 第617页. ]2他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时说: “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 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 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侯, 仍找对象, 大批捉人杀人, 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 “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 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 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 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 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侯, 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 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 这就是错误的根源.” “这个世纪, 上半个世纪搞革命, 下半个世纪搞建设. 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3 同上, 第541, 650页. ]3这些认识和公开发表的 <正处>的认识, 和八大的认识, 是一致的.
    其次, 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充满矛盾, 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 他批评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的提法不对, 要改. 针对当时发生的许多闹事事件, 毛泽东认为这主要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他说: “对人民闹事, 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 对犯了法的人, 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 其它的人, 应该说服教育, 不要开除. 你这里开除, 是以邻为壑. 许多同志对于人民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 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 现在敌人不在了, 看不见敌人了, 就剩下我们跟人民, 他有事情, 不向你闹, 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 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 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 我说, 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 这是国民党的办法. 也有束手无策的, 完全是没有办法.” “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 展开讨论, 办法就有了.”[4 同上,第 650__651页.]4
    关于言论自由的问题, 毛泽东的意见是坚持 “放”, 不能 “收”, 要贯彻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 他说:“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 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 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 也让他们自由讲话. 一般人民说错了话, 或者闹了事, 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 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5 同上, 第654页]5
    毛泽东的思想是开放的, 他针对陈其通等人的 <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文, 多次提出批评意见, 认为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 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的. 对于当时发生的对王蒙的小说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的围攻, 他作出强烈批评. 并提及批判胡适, 开始很好, 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 把胡适的一切全抹杀了, 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 主张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 有敌对思想的人, 也要团结他们.
    再次, 关于阶级斗争问题, 毛泽东认为国际范围里, 还存在着敌对性质的帝国主义和我们国家的矛盾, 以及和这种斗争相联系的国内的特务份子、反革命份子. 另一方面, 就国内而言,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还会长期存在. 他指出: “有些干部争名夺利, 惟利是图, 比阔气, 比级别, 比地位;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 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有好些地方的学校里发生学生闹事, 有的地方公开提出要来一个 ‘匈牙利’;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 说共产党领导不了他, 社会主义不好, 等等.”[1  同上, 第617__618页.]1 所以, 要像农民一样, 年年除杂草.
    同时, 毛泽东更注意党内的问题. 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 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如果搞不好, 脱离群众, 不是艰苦奋斗, 那么, 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 我们一定要警惕, 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 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2  同上, 第614页.  ]2 这都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观察问题, 和后来的认识是一致的.
    毛泽东这时(五七年三月), 在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连续做了几个大报告, 以人民内部矛盾为总题目, 对社会主义政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见解, 得到了党内外, 特别是党外人士、知识分子人士的欢迎. 今天看来,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 包含了十分宝贵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内容, 已经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如果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 并且使之制度化, 那对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建设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 在当时还很难从制度的弊端上去认识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刚刚确立, 社会主义苏联在制度方面的弊端还没有被认识, 两大阵营的对抗又很尖锐, 坚决斗争是第一位的, 揭露自身的问题被掩盖了.从理论上来说, 关于社会主义的探讨还很有局限, 一切都是斯大林给的框框. 铁托有所突破, 却被视为叛徒理论、修正主义理论. 加上我们的具体的国情和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该怎么搞也在理论上准备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的认识有一定局限, 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当时只是想通过整风解决问题, 首先是共产党的问题, 然后是民主党派的问题, 然后是社会各方面的问题. 但就是这个意见也没有贯彻到底.
    一旦整风开始, 各种意见提出来之后, 尤其是一些尖锐的意见, 一些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意见, 甚至某些不合适的作法出现之后, 毛泽东顶不住了, 偏向了反右的方向, 发动了反右斗争, 离开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题目. 性质搞错了, 作法也搞错了. 我是说, 敌我性质这个概念的确定和运用的形式常常就有问题, 值得重新研究, 而且, 即便是所谓的敌我矛盾, 也不能那样残酷斗争、非法剥夺.
    本来,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是多方面的, 是相信各种问题主要反映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的, 也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威信, 认为中国不会出匈牙利事件. 可是, 一搞反右, 只剩了和 “阶级敌人” 右派的矛盾和斗争. 原先, 讲得好好的. “人民范围之内的事, 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 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利给反革命. 批评对了当然好, 批评不对也没有事, 这就是言者无罪.”[1  同上, 第643页.]1 在回答江华的问题, “党外人士问, 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 最高国策, 能不能批评” 时, 他说:“宪法有规定嘛, 让他批评嘛. 六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 不管官有多大, 都可以批评. 讲对了就接受. 讲得不对, 如果没有害处就算了.”[2  同上, 第663页.]2 可是, 一搞反右, 这些话一下子都不算数了. 说是阳谋. 不管是阳谋, 还是阴谋, 还是引蛇出动, 都是不对的.
.     当着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文正式发表时, 原来的好多正确的看法删掉了, 而最大的问题在于, 面对历史转折, 本来时代的主题应该是解决整党, 但是现在的结论却是解决反党. 一字之差, 南辕北辙. 把时代的任务、党的任务, 弄颠倒了.
   
              第三题  对反 “右派”、反 “右倾” 必须彻底反省
                    第一点  “反右斗争” 是对党接受批评的否定.
     
    “反右斗争” , 是建国后,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大失误. 对国家的危害是多方面的,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从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 干扰了中国的进步, 干扰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方向谋求改革、推动发展.  
    遗憾的是, 直到今天, 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坚持, 党对这样一场错误的政治迫害, 仍没有深刻反省. 在一九八一年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说:“在整风过程中, 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份子乘机鼓吹所谓 ‘大鸣大放’ 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 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 对这种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 ‘右派份子’, 造成了不幸后果.”[3  同上, 第715页]3
    这种说法, 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文过饰非, 置几十万右派的血泪于不顾, 根本没有认真地对这次惨痛的历史悲剧进行深刻反省、吸取教训. 这也反映, 邓小平对于自己参于过的错误, 是一点也不会认帐的.
    这涉及到一系列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问题, 涉及到清除封建专制主义影响的问题, 又是建国后第一个全局性的大错误, 危害极大, 不能不辩论清楚, 不能不有所总结.
    第一, 在过去的许多错误的政治迫害中, 经常使用所谓 “极少数” 这个词, 极少数是多少? 是人为规定的, 还是有法律根据?再加上一个经常使用的百分之一、二、三, 这本身就是一种主观主义的错误的作法, 它势必导致按着比例去硬抓阶级敌人, 造成迫害发生.
    据说全国没有改正的 “真正” “右派” 仅有二十几人, 而错打的 “右派” 却有五十五万人. 这个比例能说是一个扩大化的错误吗?不.
    中国这么大, 任何时侯, 都会有二十几个犯法的人. 根本不需要搞成什么运动, 如果因为有二十几个犯法的人, 就去伤害五十五万无辜的人, 那危害, 远远超过了二十几个坏人所起的危害. 即便说五七年有二十几个 “右派” 发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其危害, 和打了五十五万 “右派” 的危害, 根本无法相比.
    事实是, 我们没有感觉到 “右派” 的危害, 只感觉到了反 “右派” 斗争的危害. 况且, “右派”是不成罪的言论罪, 错打是从政治、名誉、工作、人格、直至生存的伤害罪, 是真正的犯罪.
    第二, 进一步看, 不给这二十几位先生改正划为 “右派” 的处理, 正说明邓小平他们对于五七年反右的严重错误仍然缺乏认识.
    所谓 “右派”, 无非是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罪. 这是多少年来, 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顶最可怕的帽子. 文革中, 许多人的头上也经常被戴上这顶帽子, 而没有人愿意戴上这顶帽子. 这个帽子是不科学、不正确的. 现在必须彻底推翻这顶帽子, 叫它再也不能祸害中国人民.
    戳穿了说, 这顶帽子的炮制本身就是错误的.
    世界上没有不可以反对的党, 也没有不可以反对的主义. 现在全世界几乎都是如此. 人民既然是国家的主人, 既然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那就包括选择执政党, 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 当然也应该包括言论上反对共产党, 反对社会主义的权利.
    毛泽东回答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这个问题. 执政党的权力是人民给的, 执政党的权力永远也不允许高过人民, 而必须在人民的监督之下. 自斯大林以来,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 都高高在上, 凌驾于人民之上, 凌驾于一切政府部门、司法部门之上, 拒绝人民的监督, 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至今这一历史的颠倒还仍然没有颠倒过来.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这句话说得对, 但这句话不能理解为, 高居于人民之上, 做人民的救世主, 而应该理解为 “为人民服务”. 领导不是骑在人民头上领导. 领导也不是永恒的. 一切以人民的意愿为转移. 如果说宪法上写上了共产党的领导, 写上了走社会主义道路, 但正如毛泽东讲过的, 宪法是人民制定的, 宪法可以讨论, 宪法可以修改. 必须明确,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共产党只是领导, 领导就是领导, 领导不是主人, 领导是公仆, 是服务员. 人民既然有权制宪, 人民也有权改宪. 况且, 言论就是言论, 言论自由就是言论自由. 触犯法律的言论, 可以按法律去办事, 不能用党的名义, 搞什么戴帽子, 这是一种以党代法的变相治罪的方法, 是违反法律的迫害人的作法.
    我看了直到现在还被引用作为右派言论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诸人的发言或文章. 无非是 “政治设计院”,  “党天下”,  “党党相护” 等等, 根本不应该引起震怒和紧张.
    一是这些意见有正确的地方、合理的成分, 二是涉及党的领导、政权的组成和运作, 应该是允许讨论的. 例如章伯钧所说: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 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 就没有一个设计院. 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 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 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 要事先交他们讨论, 三个臭皮匠, 合成一个诸葛亮.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 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 制度是可以补充的, 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 这样搞, 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1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第6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1 如果到现在还认为这就是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 那就真是僵化、专制到不可救药了.
    这里, 对党的领导有意见, 是允许的; 制度要补充, 是对的; 丰富民主生活的内容, 是需要的; 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 是应该肯定的. 其实, 在我看来, 这些意见是十分宝贵的, 是涉及到了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不断进步, 要是早听这些意见就好了, 怎么是反党言论呢?
    问题在于, 就是反党言论, 讨论就是了, 批评就是了, 以理服人, 不能以力压人, 实际是, 以权整人, 戴上帽子, 打入另册, 成了犯罪份子, 而又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 这么随意践踏人权, 『决议』怎么一点反省都没有呢? 还讲什么“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邓小平只会假检讨, 从来不能真正认识一点错误. 说他开钢铁工厂, 一点不错.   
    所以, 要真正讨论五七年反右问题, 不是共产党给别人 “改正” 的问题. 而是, 共产党滥用权力, 伤害了五十五万无辜的人民、其中还包括了相当多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份子的问题.  用一句常说的话, 叫做应该 “低头认罪”, 应该是共产党向全国人民, 首先向错划的右派低头认罪, 请求原谅.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荒谬的命题. 打错了 “反革命”, 要搞个平反. 坐错了牢, 搞个无罪释放. 被害人还要感谢党, 还要承认自己有错误. 请问, 谁没有错误? 你滥用人民给你的权力, 违反法律, 迫害人家, 常常造成家破人亡. 这是犯法. 犯法和犯错误不能相比. 可是, 到头来, 犯法的却居高临下地搞什么平反, 还要人家感谢, 这是何等荒谬!
    所以, 本来不存在什么 “右派” 问题, “右派” 帽子不成立. 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只要不触犯法律, 不是人身攻击, 造谣中伤, 就应该通过辩论的形式, 或其它的人民内部的解决问题的形式去解决. 触犯法律, 咎由自取, 但那是法律部门的事, 不是党的工作范围的事, 也不必搞运动.
    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存在、小资产阶级的存在既然是合法的, 那么, 这个阶级的言论的存在当然也是合法的. 资产阶级怎么可能真心拥护社会主义呢?作为这个阶级的代言人, 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提出和共产党轮流坐庄, 甚至单独执政, 都是必然的. 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当然一刻也不能放松. 但是, 必须在法律允许的人民内部的范围里, 通过说理去解决. 服气是不可能的, 重要的是说服广大人民群众. 有了这个前提, 政治上就有了优势, 最终可以以政治形式解决. 剥夺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 都可以以和平的形式解决, 一点言论怕什么呢?
    五七年反右斗争, 作为一次重大的政治错误, 如果至今不能深刻认识错误, 正确吸取教训, 那我们民族付出的代价, 不是付诸东流了吗?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反右的危害, 远不止只是伤害了五十五万人.
    第三, 更应看到, 反右运动, 后患无穷.
    五七年党面临的任务是什么?是整风, 是整共产党的歪风. 这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面临的历史任务, 实际不单是整风的问题, 用今天的话来说, 实际面临的是体制改革的问题, 当时, 暴露的主要的是政治体制的问题.
    为什么有波兰事件, 匈牙利事件, 以及反斯大林问题, 以及铁托在普拉的演说? 这实际说明, 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问题, 亦即制度上的问题, 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我们党写了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和后来的 <再论>. 两文反映了毛泽东和我们党当时的认识水平. 今天看来,  “两论” 写得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深度远远不够, 没有打中要害. 说斯大林犯错误, 主要是主观和客观相脱离, 论述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 主要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入手, 都讲得有一定道理. 但实际没有完全反映毛泽东的思想.
    毛泽东认为: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 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 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 分清敌我, 分清是非, 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 现在呢, 自食其果, 烧到自己头上来了.”[1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第608__609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1 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的一份讲稿提纲上还写道: “官僚主义, 脱离群众, 工业方针错误, 工人减薪, 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 知识分子未被改造, 反革命份子没被镇压.”[2 同上, 第609页.]2 尤其是他指出: “现在, 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 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 新的矛盾又发生了.”[3 同上, 第614页.]3 什么矛盾呢?他继续分析说: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 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如果搞不好, 脱离群众, 不是艰苦奋斗, 那么, 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 我们一定要警惕, 不要滋生官僚主义, 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谁犯了官僚主义, 不去解决问题, 骂群众, 压群众, 总是不改, 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4 同上, 第614页.]4 所以, 毛泽东决定五七年要整风.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 整顿三风: 一整主观主义, 二整宗派主义, 三整官僚主义.”[5 同上, 第614页.]5
    可见, 毛泽东已经把官僚主义看得很危险了. 但是, 反右斗争像后来庐山的反右倾斗争一样, 扭偏了斗争方向. 由解决整党, 变成解决反党, 是个倒退. 反右之后的 “整风”, 成了歌功颂德, 本来要克服三风, 反而加强了三风, 加强了专制.
    其实, 当时的认识本来就是有局限的. 把铁托在普拉的演说, 看作是修正主义的反动演说, 就是这种局限的反映. 铁托认为波匈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主义在东欧建立的制度造成的. 他不赞成说是外部敌人挑动造成的, 他质疑, 为什么几十万人听敌人的挑动而不听共产党的, 这是不可能的, 问题出在内部, 出在制度上. 有道理. 这些话不好听, 一是批评斯大林, 一是说制度有问题, 所以, 我们把铁托的演讲作为反面教材出版. 当然, 铁托也有他的局限, 但他看到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有问题, 是深刻的, 这已经最后被历史证明, 不过, 包括他建立的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社会, 是一块儿垮台的. 可见, 归罪于斯大林, 不科学.
    毛泽东当时没有从制度上去考虑问题, 只是从官僚主义等作风上考虑问题, 表现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认识上的局限. 但是, 反右斗争连这些认识也否定了. 党的官僚体制加强了, 党的绝对权威建立了, 于是, 经济上带来了五八年的瞎指挥, 政治上带来了五九年的反右倾. 终于, 造成了三年困难, 使全国人民捱饿, 那么多人民饿死. 这个历史过错, 不是七千人大会上检讨几句就可以原谅的, 他作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严重失责, 永远应该受到严肃批评, 永远值得后代子孙牢牢记取. 生产斗争是科学, 科学不可以凭想象, 不可以瞎指挥、瞎胡闹, 我们闹掉了那么多人民的生命, 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的. 一个严肃认真的民族, 不会出这样的大乱子, 它值得我们整个民族永远反省. 请听好, 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要反省, 整个党, 整个民族要反省. 我们为什么都跟着干了这样的蠢事?     

                 第二点   “反右倾” 是对党自我批评的否定
   
    和五八年的错误相联系的就是接下来的五九年的庐山会议.
    如果说, 五七年 “反右斗争” 最终的结果是党拒绝党外民主党派人士的批评的话. 那么, 五九年庐山的 “反右倾” 斗争的结果, 则是连来自党内的批评也不能接受. 这样, 党就完全拒绝了人民的监督. 那就不仅在国家范围里形成 “党天下”, 在党内也形成了 “家天下”. 民主, 从党内到党外, 离我们愈来愈远了. 其后果, 就是在党的手中没了民主这个武器, 以致无法阻止类似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那些破坏民主形式、践踏人权的错误作法.
    这个后果应该承认是严重的, 但历史学家似乎还没有这样联系起来看问题, 虽然, 他们经常讲要历史主义地看问题, 而又恰恰忘了历史是一个过程, 是慢慢积累的. 可以说, 没有五七、五九, 就不会有六六、七六、八九……直至现在. 但是, 这一切又是必然的, 是有它的历史根据的. 不然就不是中国.
    五八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 其超越历史可能的错误和荒诞不经的错误在当时已经愈来愈明显, 人们不是在严肃地创造历史, 而是在和历史、实际也是在和自己开玩笑. 我们没有认识到这样的玩笑是开不得的, 是要受严厉惩罚的. 作为当时的一个少年参加者, 我不会忘记, 我们是有一股热情, 但缺少冷静, 是有一股干劲, 但缺少认真, 大家都对这样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 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 开玩笑的态度. 在整个起哄的过程中, 我们民族的弱点暴露无遗. 这一点是不能不作反省的. 毛泽东当然要负领导的责任, 但毛泽东自己却是认真的. 从这一点来说, 我们给他帮了倒忙, 辜负了他的希望. 正因为这样, 在随后的灾难中, 大家没有埋怨毛泽东, 因为大家心里明白, 自己干了蠢事. 认识这一点似乎不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 个人的错误好解决, 民族的弱点难纠正. 毛泽东已经成为过去, 但民族依然存在, 依然要创造历史. 不去掉民族的负担, 历史没法进步, 这是纠正个人的错误所不能代替的. 所以, 当我严厉批评毛主席的错误时, 我总联系自己: 想想你当时干的蠢事吧. 这不是为毛主席辩护, 这是面对真实的历史.
    大家知道, 当时的历史事实是, 毛泽东对五八年的浮垮风认识是比较早的. 五八年十一月起就开始反对 “共产风” 了, 所以, 他批评彭德怀等同志, “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针提出意见, 也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提意见, 也不在十二月武昌会议提意见, 也不在今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 也不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 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们为什么在那个长时间里不提意见, 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1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第1012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1
    但是, 即便是这样, 这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 如何处理这类意见分岐, 应有党内的章程, 尤其是定为反党集团, 更要有章程. 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打过反党集团, 这是一个历史教训, 值得认真研究. 列宁在世时就有反对派, 斯大林处理了反对派, 各国都处理过反对派, 究竟应该怎样搞, 究竟应该怎样处理党内分岐、党内民主、维护党的团结、保持党的统一等等问题, 并不简单, 但这又是一件政治体制上的大事, 非常大的事.
    就是因为党的最高领导的体制形式也有问题, 也不是民主制度, 结果错上加错, 原本准备纠左, 然而, 左没反成, 弄出个反右, 致使错误愈走愈远, 让人民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
    分析庐山会议的问题, 不能简单化, 不能翻烧饼, 不能争个人的高低, 不能平反了事, 尤其不能把错误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 而忽略了其它的问题, 尤其是制度问题.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 深刻总结, 科学总结, 不然对不起死去的同胞, 也不能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这里只能简要谈一点意见.
    首先, 毛泽东的错误是, 没有民主作风, 听不进不同意见, 以他的是非为标准, 给彭德怀同志上右倾机会主义的纲, 上反党俱乐部的纲, 而且六二年不平反, 文革中仍然不平反. 这还只是涉及 “彭黄张周” 的处理, 更大的危害, 是在全国范围里反右, 而不是纠左. 这样就把错误扩大到全国去了, 直接由政治灾难导致经济灾难. 后来毛泽东自己也总结过这件事的教训, 但是, 怪彭德怀引导犯了错误. 这是不对的. 就是彭德怀错了, 可以在政治局里、在中央全会上, 反彭德怀的右倾, 但不应该在全国范围里反右倾. 因为明明知道全国范围里的问题是 “左” , 不去纠左, 夸大彭德怀的危险, 所谓军事俱乐部云云, 这包括了太浓的个人意气用事, 这是毛泽东的一大败笔, 更是党内斗争, 党内民主制度有弊端的一次深刻教训, 而这最重要的一点恰恰至今没有总结出教训和办法.
    其次, 党的高层领导, 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都置党的民主集中制于不顾, 跟着起哄, 没人出来说公道话. 这充分暴露了党的政治局也没有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制度, 对于党内的民主生活, 从最高领导就没有可遵循的章程, 而且也不是一天了, 从三十年代就已十分严重.
    再次, 党的大区和省级领导, 有不同意见, 一部分人在毛泽东找他们谈话时, 主张反右, 如柯庆施、李井泉等同志. 这本来是正常的, 无可非议的, 但是一旦搞起批判,就发生一边倒, 许多中央委员跟着起哄, 落井下石。 后来的1970年的庐山会议, 又重演了这种起哄的闹剧。 只是后一次, 在毛泽东干予下, 结果不同。 这说明在党中央这一最高权力机关, 也没有正常的保证每个中央委员有独立表达意见、坚持意见的民主制度。   
    再次, 一部分秀才, 有些自由主义, 私下议论毛泽东 “到了斯大林晚年”, 据黄克诚同志说, 一下子弄得很被动. 非组织串连活动当然是错误的, 而且是危险的, 但是, 杜绝这种错误, 不能只靠觉悟, 还是要靠纪律、靠制度, 靠有正常表达意见的渠道. 可是, 我们实际存在的是只喜欢保持统一, 而不喜欢有不同意见, 不喜欢讨论. 结果, 非组织形式就成了对无组织形式的惩罚.
    再次, 彭德怀等同志, 迫于压力, 最后做了违心的检查. 这在党内党外已经司空见惯, 已经不是个人品质好坏的问题, 这几乎和古代的屈打成招没有区别。 得到这种假检讨, 不是胜利, 是失败。
    在这些程度不同的错误中, 毛泽东的错误, 彭德怀的冤案, 是大家公认的. 但是, 教训总结得不够.
    庐山上表现出来的这些党内政治生活中不对头的现象, 根源还是出在制度上. 在共产党执政的新情况下, 党内民主制度的重要性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既没有从资产阶级政党建设上吸取有益的经验, 也没有从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上进行研究. 战争年代和和平执政年代, 是有很大不同的. 但是, 依然强调纪律多, 强调驯服工具论多, 强调民主少, 强调监督少, 甚至不讲.  在庐山, 就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讲一下民主制度的问题. 在后来的文革中, 也是这样. 这说明什么, 说明制度有问题, 没有给民主提供保证, 甚至可以说, 根本就没有民主制度. 这是庐山留下的最大的教训.
    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对的, 苏共一再表示, 这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的意见. 但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始终没有正确的认识.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离马克思主义有太大的距离。  
    马克思主义不赞成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能够更深刻地说明, 政治形式的变化, 是随着历史的变化、首先是生产的变化而变化的. 原始的公有制, 是原始的民主形式的基础. 进入私有制社会后, 劳动人民被剥夺于政治之外, 而统治阶级采取的不同的政治形式, 仍然是由私有制的不同形式决定的. 极权专制、等级专制都有它的历史依据和基础, 不是随意选择的.
    近代民主, 是资产阶级创立的, 是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形式相适应的, 资本的个人私有性、独立性、自由性, 决定了政治上的民主形式, 当然只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 但是,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这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水平相联系的. 人们往往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进步性, 而不注意资本主义政治的历史进步性. 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没有这种较之封建专制进步的政治形式, 是不可能管理资本主义经济的. 直到今天, 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在其自身的不断发展中, 依然适应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资产阶级政党内部也打来打去, 但是并没有以反党集团去处理问题, 也没有影响他们党在议会里保持一致. 资产阶级政党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 凌驾于议会之上, 也不能把他们的信仰和政见强加在全民的头上, 更不能给人民扣反党的帽子, 而且, 多党的存在和对立, 并没有影响他们暂时的稳定统治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这些经验难道不值得共产党认真研究和借鉴吗?
    简单地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以 “虚伪” 二字一笔抹杀其历史作用, 是闭眼不看现实. 民主制是对英雄创造历史的淘汰, 是对封建特权、封建等级、封建专制的淘汰, 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如果坚持唯物史观, 承认政治形式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 就不能轻视民主制的历史价值. 可是, 长期以来, 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许多方面只是强调批判资产阶级的东西, 不讲继承, 尤其在民主制的问题上, 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很少进行探讨, 而对封建专制的历史弊端和对我们今天政治生活的潜在影响____一种十分严重的反动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得更不够, 批判得就更少. 为什么, 因为怕批判到自己头上来. 但是, 为了实现经济现代化, 必须摆脱政治古代化. 要使全党、全国人民明白, 当我们批判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时, 不是要保留我们的封建专制, 这是落后了整整一个历史阶段的东西,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的彻底的民主, 以实现和保证人民当家做主.
    我们从来没有认真批判个人崇拜, 没有认真研究社会主义民主制. 前呼后拥, 等级特权, 多舒服!  
    这是一个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的大问题, 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的问题, 它直接关系到, 共产党是否能遵循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问题, 甚至它直接关系到, 共产党究竟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的问题. 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是一个理想的社会, 物质的极大丰富仅是一个方面, 自由甚至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 马恩在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 总是不忘记使用自由二字. 如果连说话都没有自由, 人身都没有自由, 甚至相反, 还要违心地检讨, 违心地做事, 那这种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 ____绝对不是共产主义社会. 只有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才有人身奴役和人身占有这种超经济特点, 号称共产党, 却不尊重自由、民主, 落后到哪里去了不是很清楚吗? 可见, 这不是一件小事, 是大事, 是关系到党的理想和宗旨的大事.  
    反右是国事, 不经过民主程序, 就那么干. 反右倾是党事, 也没有民主制度保证, 结果一边倒. 毛泽东多次说过, “哪里有一个人说了算的道理呢?” 实际是, 他老人家就有时是一个人说了算. 问题在于, 没有制度约束他. 不是真没有制度, 党章、宪法都是写了的, 但制度是人执行的. 直到党的最高层, 都不执行民主制度, 党章、宪法写了有什么用. 刘少奇最后不是拿出宪法了吗, 有什么用?毛泽东文革前也拿出了党章、宪法, 那是他的感觉, 实际我看, 他的大权从来没有旁落. 我们出的这一类问题, 如果从制度上来说, 都是因为我们的群众、党员、干部还是习惯因循封建社会的专制的一套. 直到今天, 在政治生活中, 我们还习惯 “一把手说了算”,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土壤. 不摆脱这种历史羁绊, 共产党就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
    党内两种或多种思想的存在是正常的, 人民内部也是这样. 社会主义是亘古未有的事业, 怎么搞, 会有不同意见, 更是正常的. 因此, 允许发表不同意见, 坚持民主程序, 按民主制度办事, 是避免或减少错误、至少可以避免冤案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文革中, 毛泽东多次感慨党不活泼了, 说党建立初期还是活泼的, 六大以后不活泼了. 他没有检讨自己的责任, 没有由此看到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 在布勒斯特条约的签订问题上, 那真是关系到苏维埃的生死存亡, 但列宁遵守党的纪律, 一二再、再二三地表决, 走民主程序. 这是个好榜样. 任弼时同志在延安, 对党的决议持保留意见票, 是有纪律、有原则的. 此后, 庸俗的官场作风泛滥. 关键是没有民主制度作保证,
    我们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 皇权和地主阶级的野蛮、残暴的政治统治和压迫贯串始终, 从来没有民主的传统. 我们又是一个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的农业国,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依赖着落后的个体农业经济, 家长制的生产方式, 小私有的生产方式, 这决定了他们长期处在狭隘的、自私的、专制的、甚至野蛮的社会生活之中.
    我们的军队, 是农民放下锄头, 拿起枪杆子; 我们的工人, 是农民放下锄头, 拿起锤头; 我们的党员、干部, 绝大多数来自农民, 我们几乎是在农民的汪洋大海里生活. 毛泽东说,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但是社会存在毕竟是第一位的. 农民的局限性, 局限了我们的政治生活. 这是我们的国情, 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一个基础. 在这一基础之上, 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 是相当困难的.
    可以预见,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 比经济体制改革困难得多. 但不改又不行, 庐山会议的教训昭示了改革的必然性, 这是以多少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提出的要求, 是我们民族历史发展提出的要求. 等待, 永远不会到来, 只有做起来, 才能得到.
    五七年的反右斗争, 使中国的政治走向了反面, 五八年的大跃进, 使中国的经济走向了反面, 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把二者推向了极端, 纠正已经是不可能了, 只有接受惩罚. 中国人民迎来了三年困难时期.
   
                 第四题  重提阶级斗争  开展社教运动
   
    古人说, 民贫则奸邪生. 困难时期, 政治不可能抓得那样紧了, 渡荒是第一位的, 于是, 许多问题出现了. 贪污盗窃, 多吃多占, 腐化堕落, 封建迷信, 和以往的高昂的革命风气,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走后门” 这个词, 就是这时出现并很快普及的. 这些社会情况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 就有了对于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的看法.
    不仅如此, 围绕包产到户和对形势的看法, 他对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高层领导的 “右” 倾更为不满, 对他的刺激更大. 他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 ……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 ……六二年刮歪风, 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 点了头, 不用好久, 只要熏上半年, 就会变颜色. 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第1394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1  
    而在国际方面, 和苏共等修正主义党的论战, 也是一个促进毛泽东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的重要因素. 在 <九评> 中提出,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 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苏联人民同他们的矛盾, 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 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2 同上, 第1305页.]2
    再加上印度的反华和边界冲突, 台湾的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 这些, 就构成了所谓的帝、修、反反华大合唱, 而站在我们一边的是所谓的穷朋友(亚非诸国)、小朋友(柬埔寨西哈努克)、女朋友(斯里兰卡班达拉奈克夫人), 整个形势被人们称为三年困难时期, 真是困难.
    正是国际国内这样的困难局面, 所谓时起时伏的阶级斗争, 这时更多表现的不是 “伏”, 而是 “起” , 黑暗面常常触目惊心. 这就构成了所谓 “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 的历史背景.
    这些丰富的历史内容说明, 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不是偶然的, 不是从教条出发的, 而是以社会主义社会实际存在的阶级斗争为依据的, 是逐步逐步认识的.  
    现在有许多人, 总是以中共八大决议中关于社会矛盾的提法和关于阶级矛盾的提法为依据, 去否定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思想, 好象毛泽东违反了自己举过手的党的决议.
    这样认识问题不合适.
    首先, 关于社会矛盾的提法, 即关于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矛盾的提法, 本来在决议中是没有的, 是通过前临时加上的, 随后, 毛泽东立即表示了不同意见. 这个表述, 就是今天看来, 也是不科学、不正确的.
    其次, 更重要的是, 一切应以实践为依据. 人的思想, 党的思想, 应以现实的实际状况为依据, 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去分析现实, 得出正确的符合实际的思想、理论. 决议应该是以实际为依据产生的, 它也应该以实际为依据去检验, 去修正. 把决议视为不可改变的框框, 是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
    历史证明, 八大决议关于这一矛盾的提法, 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能够根据新的实践, 提出新的思想, 这是与时俱进, 是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 因而提出了新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
    重提阶级斗争, 在政治战略上的部属, 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自六三年以后, 到六六年上半年, 主要就是在农村搞了 “四清” 运动, 城市开始搞了 “五反”, 但随后, 重心主要就是在农村搞 “四清”.
    今天看来, 尽管 “四清” 也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认识上的倾向和作法上的倾向, 但由于在毛泽东主持下, 制订了<二十三条>, 纠正了 “桃园经验” 的左的偏差, 强调了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好的, 而且明确写上 “群众的问题一律不整”, 所以, 没有出现严重的伤害干部、群众的问题.
    当时, 我作为一名大学生, 曾经参加了上海郊区横沙、奉贤的 “四清” 运动, 而且, 从最初的十条 <决定>, 到后来的修改 <规定>, 到再后来的<二十三条>, 自一九六四年春至一九六六年初,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 参加了两地三期 “四清”, 对于当时中央文件精神的变化和实际效果有亲身体会. 比较而言, 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见分岐上, 毛泽东的意见是比较正确的, 后来他在 <炮打司令部> 的大字报中, 认为刘少奇同志六四年在指导 “四清” 运动中犯了形 “左” 而实右的错误, 就是指此而言.
    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来看, “四清” 运动的经验是积极的, 是一种解决阶级斗争问题的比较稳妥的形式. 对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在进行 “四清” 运动的同时, 六三年还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 同时, 又有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 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这样一些活动. 应该说, 这对于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 当时, 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 我们国家的精神风貌也随之好转, 当然也有过分的压制的成份在里边.
    这次形势迅速好转的历史经验值得重视. 当时, 大量问题的存在, 也让人感到问题太严重了, 好象无法解决了. 但是毛泽东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高超运用政治、政策的艺术技巧, 使形势很快就出现了根本变化. 这个经验在今天依然是有效的. 完全值得学习和效法. 不要看现在好象问题很严重, 其实只要按毛泽东的教诲办, 不仅问题可以很快解决, 而且社会风气也会焕然一新. 依然照现在这样做下去, 问题就会老是缠住我们不放, 陷在泥潭里不能自拔. 纲举目张的道理就在这里.
    如果当时在那个基础上再发展几年, 就有了相当的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就能够得到更好的巩固, 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从事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建设的正面经验. 至少, 会使人们更加相信, 社会主义是可以搞好的, 是可以开创一个既有经济发展, 又有政治稳定, 又有精神舒畅的新型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的.
    然而, 毛泽东却不是这样看问题. 他心目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还没有解决, 他的忧虑, 还没有解除, 他对他身后中国是否会出修正主义还不放心. 他还要推进全社会的革命化, 还要进行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尝试, 当时他的热情和执着, 有点像搞五八年大跃进时的精神状态.
    所以, 到了一九六五年, 正当四清运动克服了形 “左” 实右, 比较健康开地开展来时, 他却认为四清已经不能解决问题. 这年五月他在重上井冈山时, 写了一首词<念奴娇.井冈山>. 诗言志. 他是决心要靠 “风雷磅礡”, 达到 “一声鸡唱, 万怪烟消云落” 的目标, 也就是后来所说的,  “天下大乱, 达到天下大治”. 当同行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要向他汇报四清运动情况时, 他已没有兴趣听了, 说:“不用汇报了, 情况我都知道. 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1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第1392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1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 他就在各种场合, 反反复复讲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修正主义有社会基础的问题, 而过去搞的运动, 都不能解决问题, 找不到一种合适的形式, 解决阶级斗争的问题, 解决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社会的阴暗面的问题, 这些议论, 显然都是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吹风.
    终于, 在一九六六年, 他以批判吴琀同志的<海瑞罢官>为切入点, 以发表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为契机, 在全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一发而不可收拾, 拖了十年, 直到他去世. 这笔历史遗产, 或许将会引起后人研究的兴趣. 但对当代人来说, 以如此沉重的代价换来的教训, 是不能轻易抛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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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4 21:50:4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 正确处理文化大革命这笔遗产
   
               第一题  总结文化大革命的两种不同态度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错误地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演习而失败. 尽管毛泽东至死也不想认这个账, 并且把此事看得很重, 说这是他一生中干的两件事中的第二件事. 但历史是不能原谅任何人的. 因为历史要前进, 而历史总是在清算错误中前进的.
    清算只有科学才能彻底, 才有价值. 以本能的仇恨, 简单地否定一切, 不会使我们学到多少东西. 而且, 会走过了头, 连正确的东西也抛弃掉了. 事实上, 多少年来,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简单否定文革的思想方法, 似乎文革的一切灾难都来源于林彪、四人帮, 来源于造反派, 而且, 在理论上的最后的否定,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就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 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不正确的, 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邓小平同志就是这种思想路线的代表. 他说过, 就凭毛主席自己承认的文革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两个错误, 文革就应该否定. 就文革的许多错误作法而言, 这个意见本来是包含一定的正确性的. 但是, 毛泽东关于中央会出修正主义的意见对不对呢?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的意见对不对呢?毛泽东为党制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对不对呢?邓小平连这些正确的意见也随着否定文革一起否定了, 这就是完全错误的了. 现实的历史, 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有些所谓左派,不仅不顾历史事实要基本肯定文革的作法, 而且要再来一次文革. 这也是完全错误的. 光凭他们对死人这一点缺乏足够重视来说, 他们仍然是拿封建专制思想取代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这会重犯历史错误,也会犯当前正犯的错误.
    这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 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 作为文革的当事者、参加者, 又经过了文革后近三十年的实践检验, 我们更有责任, 尽量科学地将历史教训寻找出来, 留给后代.
   
           第二题  发动文化大革命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

    毛泽东在发动并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 一直缺乏严整的理论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具体政策. 后来虽然也概括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但这仍然是一种十分笼统的、不系统的、不完整的、不成理论的理论. 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文化大革命违背了这一条, 失败是必然的.
    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条教训. 实际上, 就是直到今天, 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依然是不成熟的.
    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 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端, 这并不困难. 但是, 要能科学解释这一切,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从原则上来说, 我们现在只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而不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这是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 中讲过的了, 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 那只是讲了一些大的原则. 恩格斯晚年也讲过, 社会主义社会也会有阶段, 也要改革. 但那也只是从一般历史辨证法的角度谈问题的.  一旦接触实际, 究竟该怎么办, 那就要具体的理论和框架. 但是, 我们太缺少这些东西了.
    列宁以他的天才, 在相当短的时间里, 跟着实践走, 得出过许多重要的意见. 但是, 毕竟时间太短, 而且社会主义的框架还未形成, 他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 但也是有局限的.
    斯大林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框架, 且不说这个框架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问题在于, 在他的领导下, 一旦形成这个框架, 就凝固了, 僵化了, 没有改革、没有发展, 而实际在向封建性转化. 这就谈不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建设了.
    斯大林之后, 有变化, 尤其是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有人想有所突破, 但是, 各种局限, 例如个人的局限, 阶级的局限, 人民群众水平的局限, 国际条件的局限, 等等, 都决定了没能成功.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 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百多年里, 是不断改革、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 并没有在腐朽当中拒绝任何改革而走向死亡. 从正面讲, 北欧的民主民生资本主义, 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 很可能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正不断朝这个方向走。 相反, 可悲的是, 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 就拒绝任何改革, 只讲优越性, 不讲局限性. 列宁不是这样, 但列宁早死, 没有可能完成理论建设. 毛泽东也不是这样, 但年事已高, 也没有完成理论建设, 他留下的都是宝贵的思想见地, 但离理论化, 到底还有距离.
    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以及许多高层领导同志都表示过, 社会主义到底该怎么搞, 大家都不清楚. 这是实话, 但也是问题, 而且是大问题. 毛泽东是比别人站得高了一些, 看得远了一些, 但也没有在理论上完成任务. 这是文革大乱一场、损失一场的理论上的原因.
                        
          第三题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探讨及其伟大贡献   

    历史到底给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怎样的现实条件,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 到底应该以怎样的形式, 才比较符合历史的可能, 比较能够满足人民的需要, 比较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 为什么阶级的存在、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以及应该如何处理这种阶级斗争, 这些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问题.
    然而, 我们缺少这样的理论. 真正试图从理论上说明这些问题的, 还是毛泽东. 但是, 这已经是经过大乱之后的一九七四、七五乃至七六年了. 一九七四年, 毛泽东以休息的名义, 在湖南长沙住了一百一十多天, 显然, 他是在对文革进行反思、对理论进行探讨, 十二月二十六日这天, 周恩来同志来到长沙, 他们做了通宵达旦的长谈, 除了人事安排外, 另一个内容就是理论问题. 周恩来随即整理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谈话的内容, 并经毛泽东亲自订正, 这就是后来发表的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这些理论指示最重要的, 就是开始从我们的制度上找问题了. 不过, 今天看来, 这些意见, 就其系统性和完整性来说, 还是非常不够的. 当时, 毛泽东也说 “叫春桥写文章”. 这也毫不足怪. 面对如此复杂的课题, 仅凭一些语录, 是不可能说清问题的. 更况, 当时整个社会主义运动还没有遇到后来发生的惨遭失败的残酷事实, 人们不容易把社会主义社会在制度方面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 别说当时, 就是今天, 我们党在理论上也没有把这些问题弄明白, 而是坚持摸论,  “运动就是一切”.
    本来 , 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们锐利的思想武器, 这就是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要求我们, 一定要从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去研究整个社会的问题. 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中生活, 这种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政治态度、思想状况, 所谓阶级也是由此而发生的.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 首先的、第一重要的当然是研究制度方面的问题, 反过来说, 一切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 都要从制度上找原因、作说明. 不是说其它的原因不存在, 而是说根本的决定性的原因只能从制度上找. 这才是坚持唯物史观的观点. 毛泽东理论指示的可贵之处, 就在于, 他是从制度方面去找问题的, 这一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
    首先, 毛泽东重视这一理论问题的探讨, 深刻明了这一探讨的现实意义. 他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 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 就会变修正主义. 要使全国知道.”[1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第1703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
    在毛泽东看来, 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存在阶级、阶级斗争, 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 为什么会变修正主义, 都要从理论上搞清楚. 在这里, 一是表现了毛泽东对马列的尊重, 一遇问题, 首先强调向马列请教, 这就和修正主义划清了界线; 二是, 表现了毛泽东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和实际相结合, 注意对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 这就和教条主义划清了界线.
    这种严肃地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 和邓小平成了鲜明对比. 毛泽东一向强调认真读马列, 强调我们党内真懂马列的不多, 曾经多次号召读三十几本马列的书, 十二本马列的书, 六本马列的书. 批评邓小平他们不读马列, 不懂马列, 一切跟着感觉和经验走, 结果容易滑进修正主义泥坑.
    这一点, 就是在今天, 也是分外有现实意义的.
    社会主义的弊端暴露了, 社会主义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 马列主义还灵不灵, 还要不要坚持马列主义, 还要不要学习马列主义?如同毛泽东说过的,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都不信马列了, 我们是不是也认为马列不灵了, 也要放弃马列主义?邓小平说过要有四个坚持, 其中之一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现在, 这个话还算不算数?还要不要认真落实呢?这是我们首先要在思想上解决的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
    今天, 我们在探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的贡献和局限时, 首先就要学习他对待马列的虚心态度. 他以八十多岁的高龄, 又有一生辉煌的革命经历, 但他在马列面前, 从来就是非常谦虚的. 人们在批评他搞个人崇拜的错误的时侯, 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包括他对鲁迅的态度, 也是非常尊重的. 说 “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 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子, 也不是我. 我算贤人, 是圣人的学生.”[2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第1604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2 他多次强调要读鲁迅的杂文 (现在流传的那种关于如果鲁迅活着如何如何的说法, 是不可靠的, 因为回忆本身就常常不可靠, 至少会是不准确. 周海婴跟着瞎说, 没良心, 对不起主席, 对不起鲁迅, 也对不起许广平. 幸好当时, 类似的问题, 别人也提过, 毛泽东也有回答, 而且有记录档案. 这才是可靠的.。请看逄先知、金冲及的 <毛泽东传>, 第636页. 我也有专文<黄宗英放了个屁>, 就此事为主席辩诬.)  提及这件事, 主要涉及一种思想方法. 因为剥削阶级的偏见, 现在不用说毛泽东了, 就是马列, 哪里还在话下. 但是, 如果真正要搞社会主义, 真是要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 就不应该抛弃马列, 因为只有这一学说, 才是真正为劳动人民服务的, 而且是科学的、正确的, 有利于整个社会进步的.
    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探讨上, 确有深刻的见解.
    第一, 毛泽东提出了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两重性.
    他说:“总而言之, 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 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 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 按劳分配, 货币交换, 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3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1975年2月22日, 人民日报.]3 又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 工资制度也不平等, 有八级工资制, 等等. 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 林彪一类如上台, 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并肯定了列宁的意见, 说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 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 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 跟旧社会差不多, 分等级, 有八级工资, 按劳分配, 等价交换. 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 八级工资, 不管人少人多.” [1 <毛主席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 <1976>4号.]1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对不对呢?是对的, 是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 中讲过的, 也是列宁在 <国家与革命> 中讲过的. 现在, 毛泽东把这些意见, 具体用来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不足和局限, 从而揭示社会经济制度的弊端, 说明领导人的路线一旦出问题, 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因为有些东西并不用变动, 人们也容易跟着走. 这是有道理的.
    逄先知、金冲及的<毛泽东传> 在写到这一问题时, 一方面说: “毛泽东关于 ‘理论问题’ 的谈话, 是对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的补充.” “在他看来, 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和工资制度等这些 ‘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的商品经济的形式, 体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揭示的 ‘资产阶级法权’, 不是社会主义固有的. 他认为, 这种形式上平等、事实上并不平等的制度, 是不断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是变修正主义的温床. 虽然他认为目前仍有必要继续实行这种制度, 但他更强调的是它的 ‘弊端’ 和需要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 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 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 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 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 始终是毛泽东力图解决的重要问题, 并成为他发动 ‘文化大革命’ 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之一.”[2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第1704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2 这段话除了 “不是社会主义固有的” 一句, 明显不符合毛泽东的思想实际外, 其它的议论比较中肯. 但是, 接下来说: “但这些认识, 明显地带有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的误解或教条理解, 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3 同上, 第1074__1075页.]3 这个批评, 不一定准确. 其一, 这里大概不涉及恩格斯和斯大林的意见, 对斯大林, 毛泽东是持批评态度的, 说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 其二, 毛泽东对马列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的基本精神的理解是准确的, 社会主义条件下就是无法摆脱资产阶级法权, 只能加以限制. 而且, 当毛泽东把这一问题和阶级、阶级斗争的存在联系起来, 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艰难联系起来, 认识不但不教条, 实际是认识的进步和发展.
    毛泽东这一理论对人们的教育意义是巨大的. 我在当时(七五年二月五日)的一份学习提纲中, 就曾这样写道: “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 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 在社会主义社会, 消费品分配方面实行 ‘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
的原则, 依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实行 ‘等价交换’的原则, 也依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 每一个生产者, 在作了各项扣除后, 经过货币交换、商品流通, 其一部份劳动量转化为私有的个人生活资料. 由于两种所有制存在, 由于三大差别存在, 由于每个劳动力及其家庭状况不同, 分配中的 ‘等价交换’, 不过意味着社会成员实际的不平等地位. 消费品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以及与之相应的个人生活资料私有制, 是一块资本主义的土壤. 尽管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从这块土壤上的确不断产生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私有观念、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级思想, 等等), 产生着资本主义经济倾向, 产生着新资产阶级份子. 恩格斯说: ‘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产物;它反过来又同样地影响生产和交换.’ 事情正是如此, 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不仅和分配方面的共产主义萌芽、社会主义原则相对立, 而且它始终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瓦解力量. 这一瓦解力量又被交换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所活跃、扩大. 正是从对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法权的分析出发, 我们看到, 在社会主义社会, 在所有制变更为公有制后, 不仅老的资产阶级份子依然存在, 而且还有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份子的土壤. 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看问题, 认识这块资本主义土壤的存在有更重要的意义. 这就说明, 有必要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 不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不断铲除资本主义土壤, 不断开展阶级斗争. 如果不是这样分析问题, 就会模糊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认识, 或者否定资产阶级存在的事实, 或者在所有制变更后, 只从政治思想领域找资产阶级存在的原因, 导致历史唯心论, 这都会使无产阶级专政无法真正实现.”
    这样去理解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意见, 大体上是符合他的原意的,  即使今天看来, 在理论上也不错. 因为它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说明问题的.
    第二, 不仅如此, 更为重要的是, 毛泽东还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等级制度、特权制度的弊端揭示了出来, 这是最深刻的, 也是最使特权贵族们愤怒的. 他说: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 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 他们要革命. 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 有些人后退了, 反对革命了. 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 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他有了好房子, 有汽车, 薪水高, 还有服务员, 比资本家还厉害.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 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搞社会主义革命, 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 就在共产党内,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小官、学生、工、农、兵, 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 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1 <毛主席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6>4号.]1
    毛泽东这些话说得很通俗, 但是却是切中要害的. 它已经把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问题揭露了出来, 这种问题, 不像资产阶级法权, 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历史必然, 只能有条件的限制. 这里批评的是官僚体制下的等级、特权、专制, 是和社会主义原则不相容的东西, 与其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不如说是封建主义性质的, 是极为落后、反动的历史弊端. 我们实际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弊端就在这里, 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问题的根源也在这里.
    在社会主义模式的这种特定情况下, 这种弊端, 即是经济制度的弊端, 也是政治制度的弊端, 道理很简单,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都是政经合一, 党管一切, 实际就是党官僚统治一切. 直到今天, 我们还是没有完全摆脱这一根本弊端, 什么都可以改, 唯独这一条不能改, 因为如同毛泽东所说,  “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改革会改到 “自己的头上”, 所以不能动.
    第三, 如果承认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分析是正确的, 走资派问题的提出, 也就有了理论根据. 这一点, 在当时, 已经引起了关心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人们的注意. 也是在我的那份提纲中写道:
     “生产资料所有制变更后, 分配决定论依然是错误的, 这个错误的政治危害, 即是必然导致只承认阶级斗争, 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说: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 都不过是生产条件的本身分配的结果.’ 又说: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合法的特别是不合法的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事实证明, 分配中的不平等, 是和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地位、人们在劳动中的不同地位直接联系着的, 简言之, 即是和狭隘分工直接联系着的. 那么, 这种不同地位预示着什么呢?恩格斯说: ‘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大多数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 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侯, 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 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 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 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 因此, 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多么精彩的论述, 难道我们现在不是依然带着这 ‘分工的规律’的痕迹吗?而这难道不正预示着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吗?”
    “我们正是从这里看到, 尽管在社会主义大地上, 每个人的脚下都有一小片资产阶级法权的土壤, 并且由这片土壤上生长出新资产阶级份子, 但是, 一般新资产阶级份子和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就其危害作用和危险程度, 又是各不相同的. 因为,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以无产阶级国家所有的形态体现的,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时 (即解决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地位), 也即是向这种国有形态发展. 国有并不决定事情的本质, 本质在于这个国家究竟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 无产阶级国家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它体现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如果由于管理国家、领导生产的干部蜕化变质, 无产阶级国家蜕变为资产阶级国家, 那么,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会蜕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制度. 这不仅可以从私有制、国家的起源, 从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国有形态中找出规律来, 更有说服力的还是现实:管理国家、领导生产的干部中的 ‘一部分’, 由于脱离直接生产劳动, 在资产阶级法权土壤上蜕变为新资产阶级份子, 那么,他就会在下面的那些也想捞一把的新资产阶级份子支持下, 把党和人民授予他们的那部份权力转化为压迫人民的权力, 并利用政权的力量, 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使无产阶级国家不仅具有 ‘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 而且, 其中的这一部分变为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从而以种种借口, 维护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逐步抹掉 ‘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的原则, 实行 ‘劳而不获, 获而不劳’ 的按权分配的原则, 实质就是资本剥削的原则, 终于把党和人民委托他管理的那部分生产资料, 由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 这是在经济和政治交互作用下, 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产生、发展的过程, 也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
    这是当时从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的情况作理论探讨的, 今天看来, 也还是正确的. 只是今天, 两极分化、贪官污吏横行的事实, 已经把当时的理论推断变为现实了, 整个社会已经沿着 “分工的规律” 走得很远很远了. 不过, 仍然可以看出, 当时在毛泽东指导下的理论探讨是沿着科学方向进行的, 在认识上是符合社会主义实际的, 如果说不足, 只是对我们实际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的严重性还估计不足, 对许多问题的实质是封建性的这一点估计不足, 对蜕化变质的现实性还估计不足.
    以八十多岁的高龄, 还能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上的问题观察得如此深刻, 这说明了毛泽东不愧是马列高手, 晚年不是胡涂了, 而是愈加深刻了, 是他自己把他的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峰. 可惜, 精力所限, 没能写成系统的著述, 他说叫张春桥同志写文章: “我写了新民主主义论, 你写文化大革命论(实际就是社会主议论)”, 大概也是因为自己已经精力不及了, 这真是最大的遗憾.
    继承毛泽东的这笔理论遗产, 继续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广泛的、深刻的、尤其是触及制度的理论探讨, 从而使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能够更加科学, 更加自觉, 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历史任务, 是一定要完成的历史任务. 我们衷心期待胡锦涛同志担当起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
    可是, 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相反, 当时, 许多人特别是老同志是不以为然的. 这可以以我的亲身经历为例。
    我在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应邀并受组织派遣, 去山东省尼龙研究所去做学习毛主席理论指示的辅导报告. 没有讲稿, 只是带着上述这个提纲, 讲了三个小时. 有录音. 结果惹了大祸. 因为联系实际, 批评了省委书记白如冰同志,  “今天这么说, 明天那么说, 叫下面的同志怎么干呢?” 尤其是讲了 “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强调了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的现实意义, 等等, 结果, 报告被白书记定为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 的大毒草, 山东大学的党委书记华山同志因为不想批判, 和其它两位副书记被停职检查, 只有军代表浮耀亭同志坚决执行省委决定, 在大会上怒吼我的问题是敌我矛盾, 但是受到山东大学广大师生的抵制. 于是省委派出庞大的省委工作组, 以中央委员张延成同志为组长(他是工人造反派代表, 省领导, 当时还未垮, 随后换了几任组长), 几位文委、教委主任、副主任为副组长, 进驻山东大学.  经过批林批孔, 批邓, 我就成了联系实际被批判的对象, 就有了 “批项运动”. 我自然也就被剥夺了自由, 一搞就是三年多. 就是文革失败后, 还被清查了多年. 直到八九年, 我从德国回国, 组织上才当着我的面, 把为我搞的内查外调的全部材料烧掉. 花了多少时间、人力、金钱啊! 付之一炬, 我觉得可惜. 我说, 留给我吧, 但不行. 烧了那么长时间, 我还必须站在拉圾箱前看着烧完.
    自一九七零的 “一打三反”, 我就因为受复旦大学 “胡守钧反革命集团” 中的邱励欧等同学的株连, 和在山东大学的言论罪, 开始被隔离, 被审查, 被批判, 被罚劳改. 此后, 十多年间, 三次失去自由.
    从六三年, 刚刚二十岁, 还是个天真的大学生, 就因为所谓怀疑三面红旗 (无非是照搬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觉得可以搞一两年包产到户, 渡过困难, 再回到人民公社原有形式上来. 和田家英同志的意见一样), 差一点在历史系, 步姜义华同志的后尘, 被打成反动学生. 接着又遇文革, 一场接一场的灾难.
    规模最大的一场, 当然是省委书记白如冰同志亲自指挥的那场围剿, 受株连的同志很多, 包括几位老同志. 我至今心里也很难过. 我惹了事. 但最使我想起来就感动的是,  高潮之时, 毛主席保护了我.  当时组织上把我的 “毒草报告” 进行了大量翻印, 每个政治学习小组一份, 进行批判.  但这反而宣传了这分报告,  同志们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今天看,  事实也是这样. 新华社、光明日报驻济记者把情况写进了内参,  报北京. 姚文元同志把全国各地的情况写成<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问题的请示报告>一份综合报告, 呈送毛主席. 主席于四月二十三日写下了那个著名的批示, 向全国公布:“提法似应提法反对修正主义, 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 不要只提一项, 放过另一项. 各地情况不同, 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 不论何者, 都应教育, 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 有些人自以为懂了,  其实不大懂,  自以为是, 动不动就训人, 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这个批示在当时在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上做了传达, 与会的白书记自知也属 “动不动就训人” 之列,  于是立即电话通知山东省委, 解放我. 毛主席保护了我. 当时我们就从侧面知道了这个消息, 那时大家心情的激动, 是我今天无法用文字表达的. 在我, 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 永远不是一句空话.
    但是, 省委的指示, 被新上任的书记孙汉卿同志挡住了. 他的借口是要省委下达书面文件. 本来整我就没有文件, 省委怎么下达新的文件, 我又被挂了起来. 孙汉卿同志文革初做为山大的第二把手, 和第一把手成仿吾同志一道被打倒. 我来山大不久, 还曾代表历史系老师, 参加过讨论解放成老的大会. 成老着重检讨了他对着苏联学者说鲁迅有时骨头也不是很硬的, 是对不起鲁迅的. 大家就是对此有意见, 成老检讨了, 大家都同意解放他. 成老走后, 孙也调走了. 华山同志因为我被停职检查, 孙又被派回来了. 他有气, 要反攻倒算. 但气出在我头上, 不近人情. 因为我历来不搞极左, 刚来到山大, 看到他被打倒, 打饭碰到, 有时还说说话, 他夫人(也是老革命)被隔离, 孩子天天送饭, 我很同情. 我们之间无冤无恨, 但他注重的是我在要求为 “山工联” 平反一事上, 站在了山东大学造反派一边. 在思想上是对立的.  2005年6月26日, 我又特地去看望了这位91岁的老同志. 一见面他就说,  你是大名人啊.  我告诉他, 我参加了德国共产党, 也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 他很高兴. 他告诉我, 江泽民搞资本主义复辟, 那个七一讲话的发表, 就是盖棺论定. 在一旁的儿子、儿媳, 不让他说, 说他在老同志会上还没骂够吗?我说, 对我说没关系, 让我受教育. 是啊, 这位当年以省委联络员身份, 参与组织徂莱山起义的老同志, 终于回到主席路线这边来了, 但是, 他不知道, 他整我, 连资本主义也不是, 是封建主义. 记得都到了1978年下半年了, 我爱人不顾危险同意和我这个尚未定性、仍在受审查的人结婚, 但孙书记竟然不同意, 不准开单位介绍信. 党管一切,人权算什么, 可以随时剥夺. 号称无产阶级专政, 其实连资产阶级专政都够不上. 事情就是这样复杂.           
    我这可算是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过. 我举个人的这些经历, 无非是讲, 学习、理解毛泽东思想是离不开一个人的实践的. 对主席思想的忠诚, 是和一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 我的阶级斗争观点不只是读书得来的, 更重要的从阶级斗争实践中学来的. 对于这种错整人, 人们通常说, 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 我不这样看. 我看, 这就是阶级斗争. 我为什么被整, 就是因为我始终反对官僚特权等级制度. 理论上的斗争也是残酷的阶级斗争。 就是今天, 我发表这些言论, 只要可能, 还是要捱整的. 这是什么, 这是阶级斗争. 只是是反动阶级对进步力量的阶级斗争.
    所以, 当代历史上的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 大体都是代表封建特权等级的官僚阶层对进步势力的迫害, 是阶级斗争. 说扩大化, 是颠倒了事情的性质. 好象斗得对, 只是扩大了. 不对, 是反动方面对进步方面的阶级斗争. 这就是在我的整个青年时代捱整过程中反复体验到的.
    在当时, 我就是这样看的, 也是以这样的认识并对待捱整的. 所以, 心里是踏实的. 从不牵连其它同志. 周围的同志们也是这样看的. 我不会忘记, 许多同志当时能向我点点头, 炊事员能在我打饭的时侯, 多给我一点菜, 说一句 “吃好”. 这在当时, 给了我何等的鼓励, 并使我认准了正义在哪一边.
    这种不同的政治态度说明了什么?为什么大家连省委书记的帐也不买?因为我关于毛泽东理论指示的报告是替人民讲话的, 是揭露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方面的弊端的, 是抨击 “走后门”、腐败和专制的. 符合人民的利益, 所以在山大, 从领导到群众都同情我. 这已经是历史, 为了便于后人评断是非, 我把这个当时官方按录音整理的报告, 附在本文后面. 整理是准确的, 印发是大量的, 最后闹到一位省委书记在全省有线广播大会上点我的名, 批判我. 大概因为我太嚣张, 有一次, 竟敢在批判大会上跳出来公开表示不同意见, 搅乱了会议.   
    白如冰这位同志, 文革中, 自己检讨过. 当年高饶一事, 牵连了一点, 所以到山东后很小心. 文革初, 他首先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 对着在台上捱批的谭启龙同志说, 我都承认了, 你还不承认. 谭说, 你承认, 我不承认. 从此, 二人反目. 谭后来到浙江, 逢年过节, 总给山东的老同志每人送一份橘子, 唯独不给白. 这是74年在北京汇报会上我亲耳听到的. 白就是这样, 滑. 四人帮垮台后, 他很紧张, 胡耀邦同志到山东保了他. 京沪鲁辽, 剩了鲁. 不过最后, 他还是灰溜溜地下台了. 这是党的悲哀, 是党的干部的悲哀. 我从来也没有看成是个人品质的问题. 白书记那样对我兴师动众, 确也不值, 我一个年轻教师, 有何威胁?显得太没气量. 而在1967年, 他那样对造反派谦恭, 也过分. 有的老同志, 虽已年迈, 还跟着跳忠字舞, 至今那些当年领导他们的造反派头头说起来, 都觉得没人品. 可是, 他们一旦重新权在手, 不是把这帮造反派头头都送进监狱了吗?特权阶层整人还是厉害的, 是一个规律, 在苏联不也是这样吗? 这是在一定制度下形成的极坏的党风, 是大家都有感受的, 是必须改革的.
    这就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的理论指示反映了谁的利益, 和有怎样的价值, 从我亲身经历的这段往事, 是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他的理论最后被否定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如果从毛泽东最后对我们制度的弊端的正确认识出发, 利用毛泽东的权威, 文化大革命多从制度上开刀, 也许不会去伤害那么多的人, 而留下的制度方面的东西也许会更有价值, 不容易轻易被推翻, 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地位和利益也许会更有保护. 然而, 假设毕竟是假设. 可惜, 在发动文革之时, 认识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但是, 从今天看来, 这毕竟是一个伟大的起点, 给了我们一个进行社会改革的正确方向. 留给我们的历史任务是, 沿着这个方向坚定不移地前行. 而不能像邓小平那样, 扭转这一正确方向, 滑向错误的修正主义泥潭. 那会误党误国, 毁掉社会主义事业. 现在, 问题虽说已够严重, 但历史还是给胡锦涛同志以机会, 完全可以扭转乾坤. 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是国家的希望所在. 也许大家都感到了这样的历史可能, 所以全国上下几乎是一致地两眼盯着胡锦涛同志, 期待他继承毛泽东, 超越毛泽东, 率领中国人民实现几代人的历史夙愿.
   
           第四题  认识上的严重偏差  实践上的严重错误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认识, 有很大的局限.  
    当时,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 只是大体上重复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理论. 那里说: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 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 甚至更多的时间), 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 他们总是企图复辟. 同时, 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 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因此, 在人民中, 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 他们人数不多, 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 但一有机会, 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这些情况下, 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 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这种阶级斗争, 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 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 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 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 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1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第1263__1264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1
    这些意见, 从原则上来说, 并没有什么错误, 是马列, 主要是列宁讲过的. 但是, 社会主义所以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的现实的制度方面的根源, 这里没有揭示.
    当时, 我们党在分析苏联以及南斯拉夫等修正主义国家的社会性质时, 一再提出, 他们的国家是一个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 主要矛盾是官僚特权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 为什么这样提呢?不说复辟成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呢?这是就当时对这些国家的现实的认识而言的, 看到它们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区别. 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变质的现象, 只能走向官僚特权垄断阶级的所谓资本主义社会. 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 实际也不是资本主义的, 是一种僵化的带浓厚封建性的社会主义社会. 当然这是今天才看到的.
    由于对于我们实际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方面的历史弊端, 当时缺少科学分析和认识, 所以对于因此而带来的阶级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应该如何处理这种历史现象, 在认识上也就存在很大的局限, 对于苏联变修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历史原因也就没有真正揭示, 只是把着眼点放在了赫鲁晓夫一类修正主义头子身上.  
    应该承认, 社会主义才搞了几年、十几年, 毛泽东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是相当敏锐和深刻的, 把握阶级分析的观点也是相当成熟的, 是其它的人比不了的. 他不仅看到了农村的阶级斗争, 也看到了工厂里的阶级斗争, 不仅看到了文化界的阶级斗争, 也看到了政治界的阶级斗争, 不仅看到了基层的阶级斗争, 也看到了直至中央的阶级斗争. 所以, 他提出了修正主义有社会基础的问题, 提出了中央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提出了中国变不变修的问题. 他在当时, 依然是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的领路人.
    如果能够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 进一步分析阶级斗争的存在和我们现正实行的社会制度的关系, 找到问题的要害, 找到解决问题的可靠步骤, 在理论上系统化、完整化, 那就也许会避免采取文革这样的错误的作法了. 但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可能, 毛泽东在认识上有局限, 党内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 我们只好以沉重的代价, 迎接了一场历史悲剧, 最终换来的宝贵的理论财富又因为巨大的错误而被抛弃.  
    照理经过九十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垮台的悲剧, 我们党应该在毛泽东进行过的理论探讨的基础上, 继续前进, 提出比较好的完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尤其是科学的全面的改革的理论. 然而, 历史的偶然性又一次起了作用. 邓小平站在特权阶层的立场上, 站在封建的特权、等级、专制的立场上, 他只能看到经济改革的必要性, 政治的问题明明在捱整时也有痛感, 但现在已经重新站在了执政的位置上, 而他的专权又是一贯的, 所以对他来说, 最省事的办法, 就是用猫论代替一切. 不管姓社性资, 先争取经济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的确不无道理, 尤其在大的政治悲剧之后. 但是, 长远地看, 问题慢慢就会暴露出来的, 现在不是人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吗?
    深刻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待创造. 毛泽东留下的历史任务至今也没有完成. 最近有些文章大谈社会民主主义, 但是, 除了抄写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词句以外, 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社会民主主义首先的一条就是要搞私有制, 再一条, 就是要搞多党制, 你搞不搞?没有这些东西连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也算不上, 其它的 “正义、公平” 之类的废话, 如同恩格斯所说, 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
    所以, 尽管文革留下的第一位的惨痛教训就是没有完整的社会主义理论, 但我们今天依然面临着社会主义理论的空白. 如果我们今天还不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我们怎么有脸责怪三、四十年前的毛泽东没有给我们留下完整的理论呢?
    局限终归只是局限.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不成熟, 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 “打倒一切, 全面内战” 的错误. 所以会发动文化大革命, 而且造成了这么大的曲折, 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些认识上的严重偏差有关. 这可真是血的教训, 值得认真研究.
    第一个教训是: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的事实, 要有一个科学的估计. 毛泽东显然在发动文革的时侯, 夸大了问题的严重程度, 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 作为敌我矛盾去对待.
    其一, 看到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是对的, 但是, 对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却过于严重了. 毛泽东当时经常引用一些省地县领导提供的材料, 说明在基层, 有一些干部, 被阶级敌人, 即地富反坏右,  “拉拢腐蚀, 蜕化变质, 多吃多占, 贪污盗窃, 买地卖地, 高利贷剥削, 讨小老婆, 等等, 都发生了.”[1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第1241,1246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1 但由此就认为全国政权的三分之一不在共产党手里, 这就言之过重了. 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 提出了存在一个骑在工人头上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 也是言之过重了.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 这种认识的偏差, 与一些高层领导提供的调查报告有关, 而且, 当时党的高层领导也都跟着起哄, 许多省委、中央局领导, 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同志, 都夸大了基层干部的问题, 都有许多言之过重的说法. 例如, 邓小平在 “四清” 运动中, 即也有基层政权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的说法.
    随着 “四清” 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和刘少奇意见发生分岐. 俩人的分岐, 在中央会议上, 已明显表现出来. 这有当时的会议记录为证. 分岐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  一是工作方法, 毛泽东对于刘少奇否定他提倡的调查研究的方法, 另外提出扎根串连的方法, 非常不满, 对于人海战术, 他也不以为然. 二是, 对基层干部情况的估计, 毛泽东认为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 要相信, 要依靠, 反对王光美同志的 “桃园经验”, 认为是夸大敌情, 当时有 “站起来, 一个蚂蚁也没有;蹲下来, 遍地是蚂蚁” 的说法, 即是指此而言的. 后来说刘少奇六二年形 “左” 而实右的错误也是指此而言, 所谓形 “左” , 就是夸大敌情, 实右, 就是站错了立场.
    毛泽东的忧虑实际主要来自上面, 来自中央. 当时, 他一再引用杜甫的诗, 说 “擒贼先擒王”, 说明他的目光一直盯在在当权派身上, 所以在<二十三条>中, 第一次出现了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这一提法.
    其二, 看到思想文化领域里存在着阶级斗争是对的, 但是, 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 却言之过重. 一是对文化领域里领导权性质的估计, 对文化领域里问题的估计, 言之过重; 一是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估计, 尤其对一些有名知识分子问题性质的估计, 言之过重. 例如:他对文化部、宣传部问题的批示, 是不符合事实的, 显然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质. 他说吴琀、翦伯赞、侯外庐等人反共, 反党反社会主义, 要打倒;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盘根错节的反动堡垒, 也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文革后期有所谓在文化界、教育界十七年黑线专政的提法, 也是沿袭了毛泽东的看法. 在运动初, 他即提出所谓解放初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 结果导致了资产阶级在这些领域里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这也不正确.  
    应该说, 老一代知识分子, 对党、对社会主义, 包括对毛泽东, 是拥护的、热爱的, 迫害他们真是天大的冤案. 这是大家都看到的. 和今天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相比, 他们倒应该是学习的榜样, 无论是从学问, 还是从道德、修养、人品上来说都是这样.
    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 的确是复杂的, 各种不同阶级的思想的存在是一个事实,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如同汪洋大海, 资产阶级的思想十分强大, 就是封建思想也根深蒂固, 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 却相对显得根基不牢. 这就决定了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长期的. 但是, 这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存在的.
    既然社会主义没有可能摆脱资产阶级法权的笼罩, 更不要说还允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 那么存在私有观念, 个人主义, 就是必然的, 无法避免的, 能在精神上超脱 “私” 字的人是极少数. 在这种情况下, 提出任何问题, 并把问题提到阶级斗争的角度, 都要十分慎重, 处理更要慎重.
    前面讲到, 关于两类不同矛盾性质的学说, 是毛泽东在五七年的一大创造, 就其强调大量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来说是有道理的, 应该是调整人民内部关系的理论基础. 这对于既要看到阶级斗争的存在, 又不要认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敌我矛盾是有好处的. 然而, 反右的过程中, 对于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的方式方法是错误的. 这个划分的标准和权力, 只能是司法部门, 而不是各级党组织. 可是, 从毛泽东本人到各级党组织的书记领导, 都可以随意地定人以敌我矛盾. 使一个科学的理论, 变成了谬论. 所以我说, 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 仍要研究. 因为在理论是否讲得通, 在实践上如何做, 并没有解决. 有些同志, 只阐发它的积极意义, 忘了在实践过程中的严重后果, 是不全面的.
    我记得, 在七五年, 在我遭受批判的时侯, 有一次, 省委组织了省委宣传部和山东大学的许多理论家, 在一个大教室, 开我的批判会, 批判我在宣讲时, 发挥恩格斯的 “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许多同志是同情我的, 念完稿子不再发言. 会议主持人浮参谋长说今天允许我讲话, 但实际是让我守着省委的同志低头认罪. 我背诵恩格斯<反杜林论>的话, 说明我的意见是符合恩格斯的原意的, 对社会主义社会是有理论指导意义的. 恩格斯的话大家也不好反驳, 就用沉默表示对我的同情. 在这种情况下, 军代表气得声嘶力竭地宣布, 由于我的态度恶劣, 本来还考虑, 虽然是敌我矛盾, 为了挽救年轻人, 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现在, 只能按敌我矛盾处理. 我当时才三十二岁, 年轻气盛. 他叫我走, 我昂首而去. 因为我心想, 我那篇讲话够不上纲. 但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一位军代表就可以定你的性, 要你的命, 这就是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具体处理. 所以, 今天看来, 这个理论的实际价值和实际操作, 仍可考虑. 本来有法律就够了, 多这一手, 反而多了整人的一手.
    其三, 看到党中央会出修正主义, 而且是主要危险, 这是对的, 但是, 具体到对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林彪等人的性质的判断上, 以及对一大批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性质的判断上, 有的失之有据, 有的言之过重, 只有部份大体准确. 例如, 文革一开始, 在著名的 <五一六通知> 中, 毛泽东加上的那段话, 说: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 现正睡在我们身边.” 这个意见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可是当时, 却是运动的指南. 这就不能不带来打倒一切的错误.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 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 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 存在修正主义的危险性, 是从实际出发的, 但是, 进一步看, 要想真正准确地、完全地符合实际, 还有一个对阶级斗争状况、程度、性质的正确认识才行. 由于理论尚未成熟, 认识还不全面, 而且有很大偏差, 因此, 对这个问题的判断, 就解决不好. 直接的恶果, 就是混淆矛盾, 打倒一切;深远的影响, 就是因为伤害了太多的人, 使大家对阶级斗争反感, 导致否定阶级斗争. 这是更大的恶果, 我们今天正不得不接受这一恶果.
    第二个教训是:
    在这种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性质和程度缺乏科学估量的情况下, 在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 关于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始终没有一个科学的确定的标准和严格的政策界线, 这是造成混乱和内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六条>中, 把干部的情况划会分为四类. 这种划分不仅是来自头脑里的主观设想, 特别是第三类有严重问题和第四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之间, 没有明确的具体的政策界线. 所以, 要打倒谁, 不打倒谁, 争论起来, 没有一个科学的明确的标准. 事实上, 当时的干部状况没有几人可以划分到第四类. 所以保守派从文革一开始就占绝大多数. 当然, 党委也在背后操纵, 党团组织本身就有保守性, 加上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教训, 大多数人害怕引蛇出洞, 极少数人准备借又一次反右捞政治稻草, 这都是大家不敢造反的原因, 但主要的, 还是当时根本揭不出干部存在多少问题, 有时挑出一点, 往往也是硬上纲. 这个事实, 不仅从文革的结局可以得到证实, 从当时我们所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来说, 大家都不理解文革要搞什么, 怎么搞, 主要就是因为找不到敌人, 也就是说, 当时的党组织并没有如同毛泽东估计的问题那么严重, 以致于要粉碎党.
    这种没标准、没政策、没法规的结果就是无法无天, 并且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
    例如:
    毛泽东提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的问题, 但什么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 够哪些罪状才算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 没有明确的政策界线, 所以, 就因为一个人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 争来争去, 斗来斗去, 害苦了本人以及家人, 还引起两派打起来.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所谓 “三反份子”, 也是一顶可怕的帽子, 曾硬给许多同志往头上扣. 但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 这也是一顶没有标准却有弹性的帽子.
    就是走资派这个上了文件的帽子, 也从来没有具体的标准, 所以, 因为能不能、该不该带这顶帽子也是打得不可开交.
    像阶级敌人、叛徒、自首份子、变节份子、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 这些本来应该有一点明确政策界线的帽子, 也在无限上纲的背景下, 不顾历史实际, 失去了标准.
    至于像所谓小爬虫、变色龙、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五一六份子、反革命黑手, 黑帮、 三种人、坏人等等这类本身含意就不清楚的帽子, 全是为了揪人而临时炮制的, 更无标准可言.
    像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这样的口号, 及其付诸实践, 完全成了打倒人的一种借口, 连毛泽东自己也对斯诺抱怨过这种情况.
    <人民日报> 一旦点了名, 就意味着被打倒. 不用说被毛泽东点了名, 就是其它的在位的中央领导人, 点了某人的名, 也就意味着被打倒. 至于罪状够不够是不管的, 也是无人敢问的.
    这类例子, 举不胜举. 这一类问题的严重性在于, 在这种情况下, 所谓必须掌握政策, 所谓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只能是一句空话, 这种随意性, 是打倒一切、残酷斗争、甚至发生人身摧残的原因之一.  
    这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如同我们前面批评五七年反右炮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不科学一样, 文革中的这些帽子, 全是不科学的, 这不是进行阶级斗争, 而只会造成草菅人命, 迫害干部和群众, 许多优秀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牺牲, 残酷地证明了这一点.
    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 但是, 这里有两个界线必须划开. 一是作为共产党内的问题, 有党内的标准. 搞修正主义, 不合党的要求, 可以按党纪处理, 可以清除出党. 二是, 超出党内问题的界线, 作为个人的问题, 这有法律做准绳, 犯法, 按法律去处理.
    人的问题, 是一个大问题, 是不可疏忽的. 人权, 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是不能不尊重的. 只有在古代、在中古, 才会发生把人的生命和权利视为儿戏的事情. 毛泽东在文革中, 不只一次批评 “说假话” 、“打人”、 “虐待俘虏” 等 “不文明”  的做法, 但是, 他没有想到, 在我们这样的国度, 如果缺乏严格的政策界线, 缺乏科学的标准, 就会发生打倒一切的错误, 就会造成对人的权利、甚至生命的践踏, 而这正是来自古代、中古的 “不文明” 的执政形式.
    实现法制, 我们还有距离, 至少认识上还有距离. 直到现在, 最尖锐的就是, 一些相当大的事件的定性, 不是拿到最高法院, 而是拿给党的最高领导人, 而且也真是定了就算数. 可见, 党的领导人都不明白这是错误的决策途径和方式, 下边就可想而知了. 这就是没有吸取毛泽东的教训, 党法不分. 党领导一切, 变成了党代替一切. 现在是否明白了, 我很怀疑.
    第三个教训是:
    即便有以上认识上和政策上的错误, 也并非注定要发生文革所发生的灾难. 文革所以造成这样大的灾难, 最大的教训是在做法上, 也就是在处理阶级斗争的方式上. 正是由于文革中一系列做法上的错误, 不仅前面讲的认识上、政策上的错误落到了实处, 而且得到充分发挥, 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最终形成.
    其一, 文革以揪人为目的, 没有以改革体制、制度为目的.
    从<五一六通知>, <十六条>, 到以后的许多中央文件, 都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把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 看成是来自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等等坏人, 因而, 进行这场斗争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把这些坏人揪出来. 既清理了阶级队伍, 人民也受到了锻炼. 实际就是这样干的.
    前面说过, 不是没有人提出制度上的问题. 六七年左右就有人提出, 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但那是笼统地、口号式地提出问题.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 说彻底改善是不对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 只能是部份改善. 但怎么部分改善, 没研究, 直到最后. 例如, 当时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还专门制定了改善工作作风的十条, 受到大家的关注. 后来, 研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也在政权建设上进行了探讨. 但没有提出我们的制度有问题, 因为在当时的认识框架下, 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作为文革的领导人, 毛泽东没有认识到制度改革的深刻意义. 夺取政权, 主要的任务是战胜阶级敌人. 执掌政权后, 巩固政权, 防止蜕化变质的关键在哪里呢?斗争是要进行的, 但关键是铲除滋生阶级的土壤,  这就要靠制度的不断改革、改善. 毛泽东强调七、八年来一次, 强调割韭菜, 强调除草, 但他没有认识到, 社会主义的最深刻的革命在于制度的变动. 揪人不是保证, 制度才是保证. 毒草割复生. 铲除了土壤, 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他也讲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密切联系群众, 这是对的, 但这需要有制度保证.
    这涉及一个唯物史观的基本道理. 阶级、政治, 是以制度为基础的. 制度不变, 再斗也斗不出新东西. 斗倒了旧的, 胜利也没法巩固, 因为制度没变.
    早在一九六八年的时侯, 我就和山东大学造反派的头头私下辩论过这个问题. 他强调 “阶级斗争”, 我强调 “应确立制度”. 我对于不打招呼, 就把老同志都打倒, 是不赞成的. 如果是批评过, 不接受, 不改, 打倒倒也罢了, 现在的问题是, 不知所以然, 而且一再表示不反对毛主席, 还是要打倒. 他们批评我埋怨主席. 后来, 事隔几年, 就是在那个被定为三反大毒草的 “报告” 里, 我还是讲了后来毛主席也承认的两个错误: 全面内战, 打倒一切. 所以当时批判我否定文革. 其实我只是想科学认识文革, 揭示文革发生的错误, 这个认识, 和毛主席是不谋而合的。
    事情也真是讽刺, 近三十年后, 我和老朋友又一次辩论. 意见倒了过来. 我面对严重的问题, 认为现在要强调阶级斗争, 而他强调关键在制度. 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思想问题, 没有适度的阶级斗争, 是没法确立制度的. 现在也不是完全没有制度, 有制度, 他不执行, 整个风气不好, 你怎么办?你只好以适度的、稳健地阶级斗争开路, 然后确立制度. 这里包含着一个阶级斗争和建设制度的辩证关系的问题. 阶级斗争不是目的, 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从而确立新的社会形态才是目的.
    确立制度和不确立制度是大不一样的. 不确立制度, 人亡政息. 确立制度, 复辟也难于完全倒退. 中外改革, 成功的、有价值的全是制度改革. “商君死, 秦法未败也.” 为什么, 因为商鞅改的是制度, 制度札了根, 效果显著, 统治者也不会蠢到非要倒退不可, 更况退也退不回去.  
    毛泽东强调领导人的问题、路线问题, 这并不错, 但是到此为止, 只在政治斗争层面上解决问题, 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这是毛泽东历史思想中的最大的不足, 就是从这里给历史唯心主义留了口子, 实践起来, 不可能达到他所追求的社会改造的目的.
    这一点如果和列宁做比较, 就可以明显看出主席的不足. 因为, 晚年的列宁, 老是从制度上想办法, 他不放心斯大林, 曾想在党的监督制度上想办法. 而毛主席却多次表示了对制度有局限性的看法, 直至对斯诺说, 他是老和尚打伞__无法无天. 其实, 这正是他的严重错误. 为此, 当时(六八年), 我和许多同志辩论过, 我认为主席撇开中央政治局, 一个人说了算, 不合组织纪律. 他们以主席大权旁落, 北京市已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为理由, 认为主席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不赞成, 一是, 事情实际没有这样严重, 二是, 就算这样, 也要按党内民主制度办事. 我举前面举过的列宁在布雷斯特条约签订问题上的作法. 今天看来, 我的意见还是不错的. 我七零年被隔离时, 朋友们就怕把这些议论交代了, 因为这在当时是现行反革命言论.
    主席没有到过欧美, 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没有感受, 只从马列那里接受了对虚伪的一面的批判, 而没有接受马列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巴黎公社的要求. 反对蒋介石的时侯, 要民主, 执政了, 不允许别人向他要民主. 其历史根源, 在于主席到底是个中国农村出来的文人. 党的领导人几乎都到欧洲去过, 唯独他没去过. 他有独特的中国的气派, 但也有弱点. 他虽也有过自我批评, 但并没有深刻理解自己的不足. 他说他也是帝王将相派, 从民主这个角度说, 倒也是真的. 这就是我们的国情, 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消极作用. 就是到过以自由著称的法国的邓小平, 不是也不喜欢民主吗?我们整个民族不是也难于走出中古吗?在这一点上, 的确要重新学习, 要补课.
    在一切制度中, 政治民主制度是核心. 没有政治民主, 别的制度都会落空. 而这又是和无产阶级执政、人民民主执政相统一的. 我们需要在反省错误中有所建树, 要不避讳向资产阶级学习可以为我们所用的东西.
    其二, 揪人这个出发点不对, 揪人的方式更不对.
    从文革初, 党组织不管说是执行中央的文件、指示, 还是丢车保帅, 还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有一个事实是确凿的, 就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 一大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给揪出来了. 全国到处无一例外.
    历史已经证明, 这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作法.
    不仅如此, 和这个错误相联系, 斗争的方式, 是违法的, 是侵犯人权的, 是残酷的、非人道的、非人性的.
    运动初死人, 就是这样造成的. 这个罪责, 不是毛主席一个人, 也不是林彪、四人帮他们能够包下来的, 更和当时还不存在的造反派无关. 具体执行的各级党委, 参予其事的同志, 尤其是那些动手打人的品质恶劣的人(尽管有些人是年轻人), 都有责任, 时至今日, 要是还没有反省, 那就是还没有从非人性中解放出来. 这是很危险的, 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继续愚昧的表现. 或许, 它正是今天腐败的历史原因, 因为就其灵魂的丑陋和丧失人性是一样的.
    对于运动初就开始的残酷斗争的这个问题, 值得研究.
    这种残酷斗争是由来已久的, 首先从斯大林时代就开始了. 而我们的苏区时代也已经有了. 在建国后的多次斗争中也出现过. 这些是历史上的原因, 说明不是偶然的, 是有继承的.
    但是, 文革初期的行动尤其恶劣. 这是在五七年践踏人性成功的基础上的恶性发展. 毛泽东明明知道这一点, 虽然批评过, 但是没有有效的措施. 而且, 把发动群众和执行政策对立起来, 好象要发动群众, 这是不能避免的, 这种宽容, 是纵容罪恶的行为, 是错误的. 如果发动群众起来干坏事, 那和发动群众起来进行革命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自五七年以后, 党组织的绝对权威确立起来了, 反对一级组织或个别领导就是反党. 于是, 党组织整人, 成了合法的、司空见惯的事. 完全违背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 回到古代、中古去了.
    所以, 文革开始, 毛泽东要在 <人民日报> 评论员的文章中加上了一段著名的话: “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 不应该无条件地接受, 而应该坚决抵制.” 这对打破五七年以来的党的领导的绝对化, 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文革初期, 被逼自杀的同志, 往往还要被戴上 “自绝于人民” 的帽子, 连起码的人性都不讲. 这种落后性, 和共产党的先进性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是从中央主席, 到基层组织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 是农民落后性在党内的反映. 这是当代资产阶级都知道批判的事情. 这, 正是我们的国情.
    许多老同志, 党委负责同志, 后来也遭受了残酷斗争, 有的同志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个残痛教训, 是属于全党、全民的, 如果忘了这一点, 那代价等于白付. 至今, 不讲人性地残酷对待人的事情屡有发生, 就说明这是一个没有过时的课题, 是一个值得我们民族仍然检讨的课题.
    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最终是为了恢复人类的纯洁的本性, 是为了从异化当中解放出来, 是为了培育更高尚的共产主义的人性, 如果相反, 重新回到奴隶主、农奴主践踏人性的作法上去, 哪只能是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反动, 不仅谈不上人性, 连动物性也很难谈得上了. 如果看一下现在网上有些人在谈论政问题时的胡言乱语和随意上纲, 就知道在这些人眼里的无产阶级专政, 依然是农奴主专制, 再搞文革, 还会重演打倒一切 , 肉体摧残的悲剧. 中国事情的复杂, 中国政治的困难, 就在这样的国情里.
    整人, 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 所以, 每次闹事, 都有一个抢档案的问题. 就是因为, 档案是人们害怕而又痛恨的整人工具. 文革中, 各地发生所谓究竟是抢黑材料, 还是抢档案的争论, 原因就在于, 党委起初以为运动后期又会抓右派, 所以整理了造反派的材料. 大家害怕. 等一九六六年的中央 “十.五” 指示下达, 宣布凡属整群众的材料一律作废, 造反派得到解放, 于是才去抢黑材料. 群众一般没有抢档案, 例如我在的复旦大学就是这样, 这个历史窜改不了.
    其三, 文革还有一个大家都看到的错误, 就是运用群众组织的形式去搞运动.
    政党是进行政治斗争的严肃的工具, 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 有从事政治斗争的规范. 但是文革中的群众组织, 一轰而起, 没有纲领、没有纪律, 随意性很大. 当时造反派的头头, 一般都是低年级的学生, 很少顾虑, 敢于造党委的反, 后来和中央的部署对上了号, 就成为运动的领导. 造反派总起来说, 党团员很少, 低年级的学生多, 这支队伍, 有天然的不足, 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而且是些娃娃. 毛泽东在运动初的讲话, 说学生知道大学里的问题, 我们搞不了, 要依靠他们搞. 这都夸大了学生的水平. 治国, 是需要素养、理论和经验的, 年轻人总会办蠢事, 不然就不是年轻人了. 所以不能由着他们随意来. 后来, 他们的头头也控制不了自己的队伍, 中央文革也控制不了他们, 毛泽东自己也不明白了, 说 “要把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引导到无产阶级的轨道上来”, 说 “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 说 “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侯了”, 等等, 都不灵了. 和他的本意相反, 好多事走向了他的意愿的反面.
    全国造反派在得到最初的胜利之后, 就都分裂了, 这不是偶然的. 所以, 当时清华大学的周泉缨同学提出了 “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的所谓 “四一四思潮”. 实际就是这样. 毛泽东在接见五大领袖的时侯, 对着蒯大富说, 我也不赞成周泉缨的观点, 造反派怎么就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呢! 他当时, 搂住蒯大富哭了. 但他最终还是不要老蒯了, 说聂元梓、蒯大富、翁森鹤(浙江造反派头头)是坏的.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这都是一场大悲剧. 死了那么多人, 活着的, 轮流坐监狱. 关键是办法不对.
    顺便说一句, 八九年又是一次群众自发组织的再现, 最后也是谁也控制不住局面, 谁过激, 谁做头, 最后导致悲剧.
    要么没有民主, 要么大民主.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不应该采取这样的形式. 造反的形式, 只能应用于在专制压迫的特殊条件下, 是没办法的办法, 而且也要有纲领、有纪律、有组织形式. 就是农民起义, 就其较高的形式来说也是这样. 但这不应该搬到社会主义条件下来. 不能等矛盾发展到尖锐的程度, 再搞一轰而起, 这只能乱了自己. 像主席这样硬是发动, 就更错误了. 他说别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其实, 根子在他这里. 任何时侯, 群众一轰而起都会乱. 正如他说的, 群众是分左、中、右的, 是有不同阶级倾向的, 都起来了, 能不内斗、乱斗?在五十年代, 关于合作化的批语中, 他特别讲到, 有的地方出现混乱, 就是因为没有党的领导, 一旦党领导了, 就不乱了. 可是, 文革要 “粉碎党”, 能不乱?他说乱了敌人, 实际是乱了自己, 没有解决问题.  到了七六年, 他才讲这次运动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 不搞战斗队, 不能乱. 所以要这样做, 是从前面的教训而来的。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 国家的职能, 执政的职能, 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协调各阶级并存, 在平衡中稳定, 以保证生产得以进行, 社会得以运转. 民主需要形式, 需要规则, 为了政治协商的需要, 的确应该允许有结社、组党的自由, 而一切政治斗争, 都要按法律规范操作, 都可在人民代表大会里, 有秩序地展开. 共产党应该有这个气派, 有这个能力, 应该相信能够取得人民的支持. 如果不能代表人民了, 下台不是更能反映人民的意愿吗?如果执政为民是一句实话的话, 只能这样去考虑问题, 这样才能鞭策自己, 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 与其说这是从资产阶级的多党制学来的, 不如说, 是从一党会发生专制和我们已经遭遇到的失败中学来的. 就是文革中设想的, 将共产党分成台上派和台下派, 在互相监督中竞争, 不是也比没有监督更好吗?
    不管怎么说, 毛泽东想运用群众组织的形式 “粉碎党” 的作法, 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是造成灾难的一大原因. 这一思想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和群众的关系的理论的. 在这里, 对群众、对工人、对学生, 都离开了具体的阶级的历史的分析.
    其四, 利用群众组织, 形式不合适, 而在文革中, 对群众组织又没有具体的领导, 只有中央文件, 只有毛泽东有时发出的一些十分原则的语录, 这怎么能指挥如此复杂的斗争呢?既没有党的领导, 也没有具体政策的领导, 任凭下面斗来斗去, 这是局势老不稳定的领导方面的问题, 也是群众组织头头无法避免犯错误的原因.
    与此相联系, 文革虽然经历了残酷的斗争, 特别是又经历了夺权斗争. 但是, 当时, 人们就看得很清楚, 这个政权是不可能稳定的, 因为新的掌权者内部就包含着不稳定, 而面对的各方面的、包括军队的潜在的保守力量又太强大. 所以, 没过多久, 全国的省市级领导权基本回到了保守力量手中. 全国所谓造反派一直掌权的地方, 就是上海一地. 在其余的地方, 造反派相继或因自己犯错误, 或因保守势力强大, 尤其林彪为代表的军队站在保守一边, 造反派在斗争中不可能不失败. 所以有文革实际是三年的说法, 就是指此而言的. 因为到69年左右, 造反派已大体退出了各级政权.
    毛泽东对这一点并没有清楚的认识, 也没有具体办法, 具体措施. 不是下面不听话, 而在上面没有统一的正确的指挥. 政权得而复失. 把类似王洪文一些人弄到中央, 形而上学,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都不合格, 也根本不是保守的政治家的对手, 所以后来很容易就被清洗了. 包括汪东兴这样的一介武夫, 都不懂理论、不懂政治, 何况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孙健等人. 简直是讽刺. 后来 “四人帮” 被审, 最无廉耻, 最丢人的就是王洪文.
    如果, 文革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上下一点功夫, 不仅中央, 各省也培养一批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家, 后来的失败也不会那样惨. 然而, 毛泽东基本没有做这件事. 做了的, 效果也不好. 只看出身, 形而上学极了. 造反派在运动后期, 一次次反复辟、反复旧、反迫害, 中央也想支持, 但拿不出明确的办法. 在中央, 一个江青, 除了会闹, 会上纲, 有野心, 什么也不懂,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在各省, 学生头头下台或分配离校之后, 选了一部分工人, 水平是非常有限的, 笑话百出. 毛主席用了这么一帮人, 哪能替代老同志, 哪能不失败?毛主席感慨文革不像过去革命战争那样秋风扫落叶, 可是, 他没有想到, 一无具体的战略、策略, 二无一只有优秀指挥员、有铁的纪律、有战斗力的军队, 怎么能打胜仗?这个教训, 内容很丰富, 值得三思.  
    最后, 他想搞点妥协, 也是再试试, 请了邓, 请了叶, 安排了华, 撇开了张, 但已无济于事. 这个妥协是不成功的, 因为违背了阶级斗争的规律.
    毛泽东打天下的时侯写道过, 如果全党有二、三百个真懂马克思主义的干部, 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有把握的了. 又说,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这些条件在文革中都没有, 也没有着意培养. 这是一大失误. 中国历史上有各种选官制度, 都有局限, 我们的选官制度局限也很大, 靠组织部门, 不靠群众, 是自上而下挑选, 不是自下而上推选, 和民主制度不挂勾. 选来选去, 选了些四平八稳的庸才.  
    这个教训值得记取. 如果想比较大胆地、彻底地改革, 胡锦涛同志一定要有一只坚定的、懂理论、有政治水平的干部队伍. 心怀私利的投机份子是不行的, 他们干不了大事, 一遇反复, 又会叛变. 考察历史上的改革, 斗争还是有的, 有时也很尖锐, 要吸取文革的教训, 要先培养一只有战斗力的队伍, 再动手改革. 腐朽力量实际是腐朽的, 你看苏东剧变中的分崩瓦解多么快, 就是文革中, 官僚特权份子也不敢轻易造反, 问题是不能自己乱了自己, 不能由一批饭桶去改革, 再好的时机也会丧失.
    文革失败的教训, 实质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训, 所以是很宝贵的. 这里论及的并不全面, 但它是从我亲身经历过的斗争中得来的, 我在当时, 不是逍遥派, 是始终认真、积极的, 一直参加到文革最后失败, 被清查. 但我是用脑、用笔参加的, 从没有介入过打、砸、抢之类的活动. 由于我的特殊的身分和经历了政治中心的斗争, 所以, 这些意见是可靠的, 并有它的独特的价值.
    文革是拿我们民族的热血写下的一部痛史. 毛泽东的用意是好的, 怕人民重新受苦, 想趁他在, 清理一下 “修正主义头子” 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 “帮凶”. 然而, 理论有偏差, 政策有问题, 作法更不对, 造成的损失太大了. 我们不能因为部份正确的动机, 而掩盖全局的重大的错误. 但是, 之所以发生这一切, 能够发生这一切, 是由我们民族的现实的原因造成的, 这就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所能说明的了. 为了避免灾难, 我们需要有更大的勇气超越毛泽东个人的悲剧, 而正视我们的党、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民族的悲剧, 这将会帮助我们找到改革的关键点, 并会使我们对改革的难点痛下突破的决心. 要是能够做到这一点, 文革的损失也算没有浪费, 志士们的血也算没有白流, 我们活着的人也才算对得起他们.
    简单地把文化大革命这场挫折, 归结为林彪、四人帮, 甚至造反派的罪孽, 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认识原则的. 文革史有待后人清理. 只要有可能, 文革的重要的当事人, 最好能本着老实的态度, 将自己实际经历过的事情如实写给后人. 辩解是没有用处的, 几乎全民都卷进了这场混战, 谎言不可能掩盖文革的历史真相. 虽说文革失败后, 重新上台的人, 慌着把文革的材料尤其是关于自己历史问题的材料处理掉, 但这是没有用处的, 总有保留下来的, 而且后人注重的不是细节, 而是全局.
    走资派这个称呼也许不科学, 但是, 人民群众最终能够被毛泽东发动起来, 斗争当权派, 也不是偶然的. 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 你只要看一下现在官僚队伍中的严重问题, 你就不会怀疑当年人民群众为什么一旦发动起来, 会有那样大的意见了. 更何况苏联东欧诸党不是都被人民群众送下了台吗?
    不用怀疑, 自斯大林以来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 是带有浓厚封建性的, 一切灾难的发生和之所以如此残酷, 其根源都在这里. 毛泽东试图改变这一点, 然而, 人们都看到了, 他也是带着这样的历史弱点, 犹如一位封建帝王, 操作这场运动的, 他个人的悲剧和民族的悲剧是统一在一起的.
    不过, 因此忘记确实存在的官僚特权集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这一主要矛盾, 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抹杀这一矛盾, 更是别有用心地为了维护特权阶层的利益而对人民的愚弄. 如果说, 文革失败后, 人民群众曾经胡里胡涂地跟着邓小平走了一程的话, 那么, 在现实的教育下, 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正确的认识上来. 这就是劳动人民今天普遍怀念毛主席的原因. 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 “都叫毛主席说准了”. 这不是愚昧, 是觉醒.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 就其针对修正主义集团、官僚特权集团而言, 是有道理的.
    继续革命的实质和本意是继续改革.
    六六年毛泽东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 “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 绝非偶然. “北京公社” 这一提法, 显然表明了毛泽东憧憬的是 “巴黎公社”, 是那样一种民主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尝试, 老、中、青三结合的尝试, 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尝试, 以及反复地对干部转变作风的要求, 对精简机构的要求, 等等, 都表明了他对于改善国家机器的希望.
    比较而言, 这比经济领域里的改革更深刻, 因为这会触动特权制度、特权阶层的利益, 也许, 这正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
    所以, 文革过后, 第一件事就是恢复过去的一切政治结构, 以确保特权阶层的利益. 这也就为以后的权钱交易, 盗窃国有资产,等等不法行为, 做好了准备. 这里是有深刻的教训的, 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毛泽东总是认为找不到一种自下而上的形式, 揭露我们的黑暗面, 所以发动文革. 文革中, 群众是最终被发动起来了, 他在视察大江南北时, 对此表示满意, 说形势从来也没有这样好, 群众都关心国家大事. 这是事情的一方面. 但是, 这样发动群众, 是在无规范的情况下的绝对的大民主, 这就会导致群龙无首, 就会乱. 事实也是这样.
    这说明, 最可靠的满足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的手段, 能够经常地揭露我们的黑暗面的手段, 还是民主制度. 在民主制下, 人民的从政的权利可以得到保证, 而且是有规范、有秩序、经常性的, 不会一轰而起, 造成乱.
    文革中, 林彪搞政变, 惊心动魄. 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民主制度, 没有制衡的机制, 他们就可以搞阴谋.
    凡是没有民主的地方, 凡是专制统治的地方, 政治总是在阴谋、权术、倾轧和篡夺中兜圈子. 我们中国的古代历史不就是一部这样的最典型的历史吗?有些深谋远虑的封建帝王看到了这个弊端, 但是改变不了局面, 因为这是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 美国历史二百多年, 没有政变发生, 而非洲政变不断, 为什么?就是因为美国有民主制度, 而落后的非洲, 枪杆子有过大的权力, 不受民主制制约.
    我们的历史和现实, 世界的历史和现实, 清楚地告诉我们, 什么也不可靠, 民主制度最可靠. 建立这个制度, 是要有一个过程. 但是把民主制度的意义宣传给群众, 把民主制度实际普及给群众, 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带头这样做, 比发动群众起来搞大民主有效得多, 而且不会有后遗症.
    文革以如此沉重的代价而没有解决问题, 归根结底来说, 就是因为没有确立制度, 首先是民主制度.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 中国现在一切问题的关键和要害, 就是建立民主制. 民主制是专制的对立物. 有了民主制就没有特权制的地位, 也就铲除了官僚特权阶层的基础, 因而是最深刻的革命, 是真正能为中国经济开辟道路的最为有力的政治举措, 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有效的阶级斗争手段, 是真正能够铲除封建社会主义弊端的对症下药.
    在我看来, 这是十年文革, 以沉重的代价换来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的一条经验教训.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的认识, 有贡献也有局限. 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 本来是难免的, 但由于毛泽东自身的原因把错误搞大了, 所以他是功也大、过也大, 人们有意见也就很正常了. 评价高一点, 低一点, 都不要紧. 毛泽东本人也早说过, 他是山中无老虎, 猴子成大王. 又说, 他才不相信他的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作用呢. 所以他老是让我们学列宁. 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 最重要的是把社会主义的事情说清楚, 一切正确的经验和错误的教训, 都应该变成财富. 只要能够使国家强大, 使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 个人的功过是非, 无足轻重, 我深信毛主席也会是这样看的, 你就是骂倒他, 只要中国走向富强, 只要劳动人民当家做主, 只要社会主义的红旗不落, 他仍然会含笑九泉的. 谁让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呢!
    但我, 作为他的忠实的学生和战士, 永远崇敬他, 因为他的功, 是一般的中国人做不出的, 他到底是天才, 他的过, 也可能是别人犯不了的, 谁让他是一个气派宏大的人呢, 不错则已, 一错冲天. 唉, 我敬爱的主席啊, 我深信有更多的人, 是甘愿承担自己的牺牲而不责怪你的. 这是愚忠还是高尚? 也许, 为了祖国的强大, 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 本不应以自己的牺牲为重啊! 我不想别人接受我的意见, 但我请给我这点自由信仰的权利.
    我坚信, 在剥离错误之后, 毛泽东思想中的正确的理论、路线, 更会显示出它的价值, 放射出它的光辉. 这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最为宝贵的财富, 我和广大群众一样, 知道要珍惜它、捍卫它, 在它受到攻击的时候, 除了选择应战, 没有别的可能, 因为我永远都是毛主席的一名战士.

      第五章  毛泽东的理论经受住了历史检验

            第一节  毛泽东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和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所具有的崇高威望不同, 一九七六年他的威望下降到了最低点.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反而提高了邓的威望, 是送给邓的一件政治礼物, 为日后邓的重新上台做了铺垫.
    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 标志着人们对文革的不满, 更标志着右派势力正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毛泽东对这件事是有所认识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的讲话中说, “另一件事, 你们也知道, 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对这件事, 拥护的不多, 反对的不少.” 这话是实事求是的, 说明毛泽东知道时局的严重. 他在政治上处于劣势.
    在这种情况下, 他对未来作出了许多预见, 从这些预见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冷静的, 对政治变化的观察是准确的, 依然坚持阶级分析不放松. 只是面对自己的老同志、老战友, 他无能为力改变这一切.
    在前面 “最新的历史, 最新的教训” 一节里, 我们已经举了一些事实, 这里再试举几例, 看看毛泽东的预见还是满准确的:
    从大局来说, 他估计: “这两件事都未做定, 这份遗产交给下一代, 怎么移交, 和平移交不行, 看来要在动乱中移交, 搞不好要血雨腥风”. 这个预见变成了现实. 不知算不算血雨腥风, 反正抓了人, 判了死刑(当然江青、张春桥未杀), 各地都有枪毙的.
    对邓小平同志, 他分析说: “他不懂马列, 代表资产阶级. 说是 ‘永不翻案’, 靠不住啊.” 果不然, 翻案了, 而且真 “不懂马列, 代表资产阶级”. 又说: “小平提出 ‘三项指示为纲’ 不和政治局研究, 在国务院也不商量, 也不报告我, 就那么讲. 还是 ‘白猫、黑猫’ 啊, 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也说准了, 果不然, 一上台, 还是搞 “白猫、黑猫”论. 他还批评说: “小平从不谈心, 人家怕, 不敢和他讲话, 也不听群众的意见, 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1 <毛主席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 <1976> 4号]1 果不然, “钢铁工厂”的残酷, 莫过于八九年六四, 敢在首都北京开枪杀人, 而他自己就没有一次到群众中去做点工作, 重演文革初期, 毛泽东批评的: “也不到群众去, 要去, 也是派个小官去, 自己不去.” 二十年后, 变本加厉.
    评论江青, 也是一语中的. 如前引 “我活着, 人家敷衍你, 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怎么办?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一再说她 “不懂事”. 真是不懂事. 被抓了, 还在那里辩论, 不懂政治. “自比则天武后”, 比不了. 她对主席是忠心耿耿的, 但实际是帮倒忙, 是误国, 人民不原谅她. 作为一家之言, 江青搞戏至少可以有所成就, 不该参予政治. 她自己当然有责任, 但叫她出来, 本身就是一个大错误, 也不合组织纪律.  
    毛泽东最深刻的预见还是关于反攻倒算的见解. 他是不赞成让步政策论的, 认为在大的阶级斗争过后, 哪里有让步政策, 只有反攻倒算. 在阶级斗争中, 局部的暂时的 “让步”是有的, 那是策略. 统治阶级政策的调整更是经常的, 那是最为有利的政治措施. 但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展开后的一般规律来说, 是谈不上让步政策的, 尤其近代的历史事实, 的确是每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过后, 出现的主要是反攻倒算. 当然这是学术问题. 有也罢, 无也罢, 小心反攻倒算, 是第一重要的.
    文革后的历史, 却不再是学术讨论, 而是活生生的血淋淋的反攻倒算.
    毛泽东刚刚去世, 王震这些人, 就违背党的纪律, 私下串连, 预谋搞政变. 毛泽东只是把领导权勉强交给了华国锋, 但是没有把政治形势的险恶和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 交待给华国锋. 对政治局也没有就后事做具体交待. 华国锋这个人, 缺乏领袖的水平、能力和品德, 看似老实, 实不老实, 有个人野心. 那个 “你办事、我放心”, 明明是对他汇报川、黔两省批邓不深入, 拟将两省造反派叫到北京集中搞批邓的回答. 而他却不说出为什么有这六个字, 故意给人一个印象, 这是对他的总体评价. 其实, 办事就是办事, 有啥大不了的. 但在那种对主席神话的情况下, 有这六个字, 也是一个政治资本. 而正是这种野心被利用, 在叶剑英等人的谋划下, 在关键人物汪东兴的协助下, 政变成功. 抓起了四人帮. 接着抓起了上海的领导人. 然后在全国范围里进行反攻倒算.
    这段历史, 尚没有人实事求是地写出来. 一是执政者不允许, 一是有几多文人敢于冒这个险, 真正直笔书史? 这段历史, 只有留待后人. 我希望有更多的私人写的文革史留给后人. 尤其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当事者, 趁还活着, 抓紧写回忆录. 给后代子孙以真实的历史资料, 让他们去总结经验, 继续前进. 别让谎言欺骗了他们.
    反攻倒算的对象, 当然就是造反派和支持过造反派的干部. 所谓清查三种人, 清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席卷全国.  “三种人” 这个帽子, 就是陈云同志发明的, 这是毫无法律依据、政策依据的迫害人的帽子. 暴露了陈云同志的右派本质. 他对赵紫阳、对六四的凶狠, 是不亚于邓小平的. 本来, 作为清算全面内战, 真要实事求是地算, 谁犯了法, 谁是罪有应得. 但反攻倒算, 是不讲理的. 谓予不信, 后人看档案就是了. 其实大的环节就是现在也是一看就清楚. 从1976年至1977年, 不知又制造了多少冤案, 不知又有多少替死鬼、冤死鬼. 至于那些在各级党委、各级军委操纵下的真正的 “打、砸、抢” 份子, 杀人放火份子, 不仅已经保护起来, 有的早已升了大官.
    那段时间, 全国到处效法北京, 开批判大会, 公审大会, 枪毙造反派头头. 实在无法枪毙的, 都判处十几年以上的徒刑. 倒霉的五大领袖, 前边已经被毛泽东抛弃了, 已经受了处理, 现在全部重新来, 再判十几年的徒刑. 蒯大富像个小丑一样, 指手划脚, 在法庭上揭发张春桥同志, 好象他不是犯人, 还是当年的学生领袖, 写下了自己耻辱的一页.
    在山东, 文革后期, 白如冰是跟中央很紧的. 四人帮一垮, 京沪鲁辽, 被认为是四人帮的地盘.
    山东的造反派早已下台, 被中央抬出的张延成, 虽说是中央委员, 但运动初期不过是潍坊柴油机厂的工人造反派头头, 在山东的文革史上, 无甚作为, 曾经奉命带领省委工作组进驻山东大学去搞 “批项运动”, 但这决不是罪恶.
    当时, 大家都觉得白如冰危险. 白如冰为了表示自己已经站到新的政权这一边了, 也要有所表现, 于是, 从早已下台的省级的老的造反派头头中, 抓起几个. 外省都在枪毙人, 山东也要杀啊, 杀谁, 只好拿当年文攻武卫的头头孟庆芝开刀. 据陪绑的济南铁路局的造反派头头孟宪奇同志事后对我说, 就在判刑的那天, 犯人已被集中起来, 蹲在墙边, 准备参加公审大会. 他问孟庆芝, 今天怎么样?孟还说, 不至于死刑吧. 或许是阿Q精神, 或许是真以为自己不够死罪, 更可能是不懂老同志手里的 “无产阶级专政” 的特殊意义. 等待他的实际是立即执行, 枪毙. 其余的一些头头, 或等下一批, 或判死缓. 幸好全国形势没再发展, 不然有几位朋友, 近年也就无法见面了.
    斗争的方式, 还是挂牌子, 喷气式. 泰安山东农学院的国恕连同志, 不低头, 就打昏在台上. 最后也判死缓. 活下来了, 出来了, 我们会面, 他还是谈当年在北京参加解决山东问题的会议, 周总理夸奖他会说顺口溜, 云云. 在狱中, 还搞什么发明创造, 就好象开公司一样轻松.
    我的老师朱永嘉、王知常同志是罗思鼎最初的五人成员(金冲及、朱维铮老师幸免), 也判了十五年左右的徒刑. 朱老师告诉我, 在狱中, 一天二十四小时, 开着雪亮的灯泡照着你, 夜里睡觉只好用一块毛巾遮在眼上, 不愧是邓小平的 “无产阶级专政”, 但要加 “法西斯” 三个字. “梁效” 的范达人同志, 则被万人大会公审后, 送进监狱, 好在没判刑, 使我们有机会日后一道搞了点教材编写的合作. 打球的、唱歌的、跳舞的, 全没跑. 庄则栋同志上吊自杀, 断了绳, 留了一条命, 使日后小平的孙子还可以跟他学打球(小平同志的住处离他任教的少年宫很近). 这些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仅有的, 主席叫这些奴隶们造反干嘛, 害了他们. 说也怪, 就是今天, 我见了这些从监狱里出来的老朋友, 没有一个埋怨毛主席的, 还是那么尊敬毛主席, 有的练书法, 竟也写一手毛体. 而对邓大人则大不敬, 幸亏这些人已经老了, 不然还是颠覆的种子. 枪毙算了, 叶帅说得好, 除恶务尽, 可惜不尽, 春风吹又生呢! 这就是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 毛泽东说: 小官、学生、工农兵, 不赞成大人物压他们, 一万年以后, 他们也要革命呢. 看来, 造反自有后来人.
    这些人, 错误可能是有的, 武斗中或其它的事件中, 有死人, 他们应负领导责任, 但直接致死人命的已经处理, 再枪毙他们或判死缓, 是毫无道理的, 更何况当时还有已经结合的干部和军代表, 要算责任, 大家都有份. 但实际是不讲道理了. 如果说有道理, 这个道理就是反攻倒算的道理, 要出气, 要报复. 谁让他们跟着主席曾经让老同志狼狈过呢.
    文革的事实是, 自68年至69年全国除了上海以外, 造反派基本上已不处在掌权的地位. 随后, 在 “一打三反”, 抓 “五一六”, 清理阶级队伍, 等所谓 “伟大部署” 中, 造反派和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 一轮又一轮地捱整, 死人的事, 太多了. 直到最后的清查, 还在死人, 而整人的办法, 依然是违法的一套. 运动初, 还没有造反派的时侯, 全国抛出了多少所谓反动权威, 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 那可都是在省委、高校党委领导下干的, 那时打人、致死人命的人的罪责, 追究了吗?没有.
    已经出版的有些文革史, 完全是颠倒历史, 无非是为官方的调子做注脚, 和过去的影射史学, 没有差别. 像我们复旦大学的陈传纲副校长, 老同志, 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 可是, 运动初, 被上海市教委党委书记、兼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扬西光同志这位五七年在复旦打右派的英雄抛了出来, 六月即自杀. 文革后, 平反昭雪, 开追悼会, 杨还送花圈, 被陈夫人(运动初是上海外语学院党委书记)丢了出来. 应该(当然, 扬西光同志后来也遭到残酷地批判、斗争). 这种情况在运动初, 在全国, 太普遍了, 一看当时的报纸, 一清二楚. 这个账算不到造反派头上.
    趁文革混乱, 动手打人, 犯法的人, 的确都应该制裁, 可惜, 事情不是这样. 遇罗克同志、李九莲同志是那样被残酷折磨后枪毙的, 残酷迫害张志新同志的犯罪人员无一个接受法律制裁, 却出于政治需要, 拿了个主席的侄儿、烈士的儿子毛远新同志判刑出气, 小平、陈云等老同志也太狠了吧. 运动初期, 在北京, 在各地, 打人, 甚至致死人命的, 并没有受到法律追究, 他们本来就是享受特权的. 不允许的只是贱民的造反, 杀一儆百, 杜绝后患.
    文革中的抓五一六份子, 是全国范围里的第一次对造反派的清算, 随后, 经过一些反复, 造反派想重新走向政治舞台, 中央也有一些不成功的部署. 就是到了最后, 毛泽东还说, “不要轻视老同志, 我是最老的, 老同志还是有用处. 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 不要动不动就 ‘滚’. 有时他们犯错误, 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 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1 <毛主席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 <1976>4号.]1 毛泽东想让大家在他的路线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 话语之中, 已经不是六六年的口气了, 有一点请求老同志宽容的味道. 但是, 老同志连毛泽东都不能原谅, 更何况整个造反派. 陈云就代表了这种势不两立的情绪. 这是贯串整个文革的矛盾, 是无法调和的.
    所以, 文革的损失, 本来主要应该是毛泽东负责任, 共产党负责任. 而且一般来说, 除林彪叛逃, 是犯法的事情, 应该以法论罪外. 其它的问题, 都是政治问题, 应该以政治方式去处理. 但到最后却滥用法律的形式去处理, 这是迫害, 是完全错误的, 历史最终会做出结论.
    真正犯法的, 打人、折磨人的, 致死人命的, 并没有受到处理, 更没有绳之以法, 照样升官、提拔, 不说别的, 那么多专案组, 其成员哪一个受到多少一点的审查?而他们常常是逼死人的直接的凶手. 例如翦老之死. 本来毛主席都讲了话了, 翦老听后也感到有了希望, 可是专案组谈过就自杀了, 而且是和夫人一道, 这么明显的迫害, 清查了吗?c向全国人民交待了吗?这种冤案太多了, 打手也太多了. 他们表面似乎是跟党走, 实际是跟错误路线走, 跟封建专制一套走. 如果他们讲坚持 “社会主义”, 那肯定是坚持封建性的、法西斯的 “社会主义”, 那我们宁愿走资本主义的民主法制之路, 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要杀人, 还有个手续, 更何况现在他们大多已取消了死刑呢. 所以, 毛泽东说党变修会 “变成法西斯党”, 是很有道理的.
    对于文革出现的问题和灾难, 本来更应该看到和总结教训的, 是我们的制度的弊端, 应该在制度的改革上多研究、多用气力, 不应该在出气、倒算上下功夫, 但是, 这是不可能的. 反攻倒算是正常的合乎规律的. 改革留待后人.
    我们在前面批评了文革在做法上的错误, 但是, 十分明显, 在反攻倒算的过程中, 仍然使用的是和文革一样的错误的作法, 而且有过之无不及. 文革初期就想抓右派, 但没想到毛泽东这一次是义无反顾, 抓右派落了空, 反而遭到了造反派的批斗, 这个账是一定要算的. 毛泽东希望的 “高抬贵手”, 成了空话. 所以在全国范围里展开了反攻倒算, 这部沉重的血污的历史, 留待后人研究, 好在最后都不是戴帽子, 而是进监狱, 判刑. 将来只要看看那些判刑的卷宗, 就可以明白我今天对大的线索的分析是正确的, 也让后人知道, 在当时就有我这样的看法.
    我这里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就关于 “四人帮” 的处理问题说点实事求是的公道话. 我认为, 第一, 华国锋、叶剑英等搞政变本身就是犯法. 两、三个常委背着其它常委, 动用警卫部队, 抓了四个常委, 这既不合党规, 也不合国法, 是犯法的. 第二, 将他们判刑, 是政治的需要, 不合法律程序.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 执政者为什么不敢向全国人民转播实况. 当时, 张春桥同志表示了, 如果向全国人民实况转播, 他讲话, 否则不讲. 执政者是没有勇气向全国人民转播的. 就是江青的申辩, 也从来没有向全国人民公开. 这是做贼心虚. 一开始说江青是叛徒, 张春桥是特务, 后来怎么不说了? 还是那一套, 歪曲历史, 搞诬陷. 就是判刑, 哪一条真正够量刑的标准呢?本来是党内政治斗争, 按党内政治斗争处理就够了, 但气出不够, 非要把他们推上断头台, 但又不敢杀.
    有人会说, “四人帮” 错误严重, 但错误和犯罪不是一码事. 谁没有错误, 文革的错误, 主要应该毛主席负. 要说罪责, 他最大. 要判死刑, 他是第一个. 这才光明正大.
    有人会说, 你为 “四人帮” 翻案. 我看, “四人帮” 的提法, 是毛泽东在党内对他们的批评, 对不对都是党内的事, 不是罪名. 对他们判刑, 显然是不合法的. 那些罪名是站不住脚的.
    最可惜的是对张春桥同志的摧残. 他是有精神准备的, 是准备献身的. 对个人来说, 这种牢狱之灾就是牺牲, 他也的确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 但对我们党、我们国家, 是一个损失. 他是在当时跟着毛泽东的领导人中间, 唯一一个在理论上比较好的人, 是真正接受毛泽东思想的人. 本来, 可以通过党内斗争的形式, 互有补充, 也许更可以有利于路线的端正.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 阶级斗争就是阶级斗争, 是无法调和的. 张春桥同志只能扮演一个在反官僚特权斗争中失败的英雄的角色. 后人会对他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的评价. 他在狱中所表现的信念的坚定, 对毛主席的忠诚, 对人民命运的关切, 对未来的充满信心, 必将受到后人的尊敬, 并会在中华民族英雄的行列中给予崇高的地位.
    对于这段十分清楚、十分简单的历史, 很遗憾, 在这样一个大国, 有这么多人口, 除了都会跟着说, 竟然没有人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历史学家们, 整天讲直笔书史, 可是直到今天, 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能放下私心, 就对 “四人帮” 的错误处理方式表示一点意见, 就对造反派的处理方式表示一点意见. 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诺大民族, 没有一点不同的声音, 可悲! 文革中不知开了多少万人批判大会, 不知有多少无辜的老同志、老学者被残酷地批斗、污辱, 可是当时有几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而又有多少人像看热闹一样, 看着这悲惨闹剧的发生?! 这使人想到了鲁迅在<药>中所深刻讽刺的落后的中国国民性. 多了残忍, 少了良心, 多了麻木, 少了觉悟. 遗憾地是, 直到今天.
    对 “四人帮” 的错误处理方式, 是共产党执政过程中一直使用的、成了传统的错误作法的延续, 是一个至今甚至还没有认识清楚的问题. 这种你死我活的目无法纪的斗争形式的完全避免, 只有一条, 就是靠民主制度. 谁也不能靠情绪, 靠自己的权力, 去伤害别人. 一切是否能够行得通, 得拿到民主程序上来. 通得过, 你可以出口气, 通不过, 你气死也没用. 这就是制度制约人, 而不再是人去治人.
    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 建立彻底的民主制度, 才能和这种随便草菅人命的作法划清界线, 我们似乎还要有一个过程, 因为一个对民主没有迫切要求的民族是不会获得民主的, 所以, 还要为此奋斗. 但是, 这是必须做到的, 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是最可靠的对人民、对所有人的保护手段.
   
           第二节  毛泽东的理论经受住了检验

    历史就是历史. 历史的大的脉络、大的真相, 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被否定了近三十年后, 人们又不得不在现实的面前, 重新逐步承认它的价值了.
    近三十年来的历史, 是对毛泽东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严峻检验.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证明, 它经受住了检验.
    正面的经验主要来自国际方面. 在这个领域里, 基本上沿袭了毛泽东制定的既定方针.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指导地位, 对先是两霸、后是一霸____美国称霸世界的认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坚持, 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方针的坚定执行, 都是贯彻了毛泽东思想, 都不失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都是正确的, 因而是成功的. 我们一直处于主动地位, 没有因社会主义的挫折而孤立.
    如果从策略上来说, 根据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 小平同志提出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也是实事求是的、成功的, 还要坚持下去. 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不仅是我们民族的利益所在, 也是以榜样的力量, 给第三世界、 甚至欧美以推动. 中国力量的强大, 是无外援的外援, 可以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说话更起作用, 更好地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但是, 一味地不说话, 老投弃权票, 忘记了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 那也是不对的, 是修正主义路线在外交上的表现. 不能忘记主席晚年对总理的批评: “大事不请示, 小事天天送, 此调不改正, 势必出修正.”
    台湾问题是内部问题, 又是外部问题. 在这件事上, 我们更不敢丢掉阶级分析, 毛泽东生前对台湾问题解决可能性的最后叮嘱, 是任何时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不能动摇的.
    国内的现实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 从反面验证了毛泽东的理论的正确性. .
    一, 毛泽东关于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的理论, 得到了落实. 关于领导人一变全都变了的分析, 是正确的. 关于修正主义头子改也难的论述, 也是正确的. 一个邓小平就给这些理论做了最好的注释. 而戈尔巴乔夫、叶里钦等人, 则在社会主义的失败的过程中, 证明了毛泽东对于这种修正主义头子的危险性的估计是丝毫不差的.
    二, 一旦路线错了, 方向错了, 党就会变颜色, 就会产生一个脱离人民、背叛人民、和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状态的官僚特权阶层, 这也为近三十年的历史所证明.
    今年上海的剧作家沙叶新同志, 有一篇很好的文章, 题目叫: “腐败文化”. 文章以无可辩驳的事实, 说明了我们干部队伍的严重问题, 已经不是个别的、 局部的、某一方面的, 而是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整体性的问题了. 单说省一级的干部就有多少出了问题, 而这只是暴露了的. “走资派” 已经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 如果说有什么不准确, 那就是说 “走封派”、 “走腐派”也许更符合实际.
    三, 错误路线是有社会基础的, 是适应这种社会基础的要求和得到他们的支持的. 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 外国资本主义的存在, 不仅是合法的, 而且是得到支持的. 这是正确的政策. 但是, 如果超出正确的范围, 不进行有效的管理, 甚至搞权钱交易, 就变成资本主义的俘虏了. 这种现象已经大量发生. 成克杰、胡长清只是典型代表而已. 上上下下, 大大小小的贪官、腐败份子, 和各种资本主义势力勾结, 甚至还有黑社会, 甚至还有公检法中的坏人支持, 这就形成了一股对抗社会主义的力量. 这将是颠覆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 是十分危险的.
    四, 毛泽东提出的制度方面的问题, 提出的官僚特权集团对搞改革有抵触, 现在已经发生的一切证明, 这个看法是对的, 是符合事实的.
    现在所搞的经济改革,不但没有触动特权阶层的利益, 而且在改革中, 他们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 首先暴发起来. 但是, 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就要剥夺他们的特权和利益, 就要将掌握在他们手中的专制的权力, 重新还给人民, 并建立民主制, 制约他们的权力, 以便使他们真正充当人民的公仆. 这是对他们利益的剥夺, 是他们不愿接受的,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特别大, 迟迟提不到日程上来. 这反映了改革路线的阶级实质.
    以政治上的专制、特权、等级为特征的制度上的弊端, 是特权阶层生存的基础. 由此决定了这个阶层的寄生性、腐朽性、落后性. 这个阶层貌似强大, 实则软弱. 这已为苏东社会主义失败时这个阶层的表现所证明. 不是不能动, 也不是动不了, 主要还是代表这个阶层的路线, 不会触动这个阶层的利益.
    五, 在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时侯, 毛泽东继承列宁的思想, 强调政治是统帅, 是灵魂, 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这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但是, 现在的发展经济的路线是片面的发展路线. 是白猫黑猫的路线.
    这条路线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 这是对的, 过去对此在认识上有教条主义的错误, 已被实践证明必须修正. 但是, 对资本主义经济也要进行社会主义的管理。 这就被忽视了。 况且, 社会主义经济还有社会主义的部份, 这部分怎么搞, 一切都靠资本主义方式是不对的. 如果认为社会主义不灵, 只有资本主义的方法灵, 那就不如全盘资本主义化, 何必保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
    这种片面路线的缺点, 在我看来是十分明显的.
    例如, 缺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 影响基础工业和高科技的发展, 容易被外国资本主义牵着鼻子走. 我们是有一个大的发展, 但是, 同时, 也给外国资本主义提供了市场, 创造了利润. 而核心技术, 一般他们是不给的, 如果老是这样搞下去, 岂不成了半殖民地经济了吗?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范围里, 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而是完全运用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管理社会主义经济, 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不拒绝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管理经济的经验, 但是, 一切都照搬资本主义的方法办就是错误的了, 那就不是社会主义经济, 也不可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现在的事情正是这样.
    因为一切以利润为转移, 加上腐败政治, 这就造成,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环境污染太严重了, 严重地破坏了我们民族的生存环境, 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是拿钱换不回来的. 这本来不是不可避免的, 但在错误路线的统治下, 只看捉老鼠, 不看手段和代价, 当然会出这样的问题. 一些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 西方不允许在他们的土地上搞, 我们这里, 却为了利润, 可以不顾自己的生态环境, 盲目引进, 这是发展还是毁灭?经济建设的发展, 不能只追求高指标, 尤其是在现代化的当今时代, 发展还要追求质量, 要综合考察. 西方资产阶级都注意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不注意呢?
    所以, 经济发展也有一个路线问题, 决不是只看捉老鼠的猫论. 毛泽东说得对, 邓的一套不对, 随着时间的流逝, 真理愈加清楚.
    六, 毛泽东反复调强必须重视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问题, 强调在这个领域里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 事实也证明这是正确的. 由于多年来, 放弃阶级斗争观点, 各种剥削阶级的腐朽陈旧、甚至反动的思想拉圾重新抖擞了出来. 充斥于电视、电影、戏剧舞台以及其它艺术形式之中, 充斥于文学、史学以及其它人文科学部门之中, 充斥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中, 现在再拿毛泽东当年的批评来对照一下, 就是完全符合的了.
    七, 正像毛泽东所说的, 一旦抓不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那就用不了多少时间, 整个社会就要熏黑了. 实际就是这样, 年轻一代缺乏教育, 在社会严重问题熏陶下, 缺乏理想和追求. 而吸毒、卖淫到处泛滥, 坑害了穷苦人的孩子. 黑社会也有了, 偷盗、诈骗成风, 人们生活没有安全感. 这是一个多么不和谐的社会.
    八, 在这种情况下, 在社会发生变动, 社会经济关系发生变动, 社会关系发生变动的情况下, 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 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发生动摇, 从过去的主人翁的地位上跌落下来, 变成了一个和资本主义情况下一样的只是劳动的阶级, 如果有不同, 那就是在严重的封建性的政治管理之下, 地位更低下.
    问题远不止这八点,这只能算是挂一漏万的简要举例而已. 至于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苦难和怵目惊心的社会蜕变, 更不是这本小册子所能容纳的了.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正确的.
    说明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仍要继续革命也是正确的.
    说明毛泽东为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同样是正确的.
    说明了毛泽东才是深刻的伟大的改革家, 他要改革的是社会制度, 是朝着铲除腐朽阶级赖以生存的土壤这一长远目标前进的, 是真正地推动社会前进, 是真正的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改革, 是真正的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改革.
    对比起来看, 这一切也说明了另一方面的道理.
    说明了邓小平抹杀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是错误的.
    说明邓小平放弃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政治任务是错误的.
    说明邓小平为我们党制定的猫论经济路线是片面的、错误的.
    说明了邓小平的改革是不彻底的, 是从特权集团的根本利益不受触动出发的, 这样的改革是损害人民的利益, 满足一小部份人的利益, 是和共产党的宗旨相违背的, 是无法超越封建社会主义的局限的.
    列宁说,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这是一个大目标, 在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下, 也不能忘了这个大目标.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的两条路线, 是对这个大目标的完全不同的回答.

          第三节  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左派立场

     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我们不迷信任何人. 我们尊重事实. 经历过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时代的几十年的社会实践、阶级斗争实践的检验, 我们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只能跟着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走, 不能跟着修正主义者邓小平走. 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回答.
    所以,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立场, 如果说是毛派立场, 那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派立场. 不是肯定毛泽东、肯定过去的一切, 当然也不存在否定毛泽东、否定过去的一切.
    我们是毛泽东的忠实的学生和战士, 我们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观察中国现存的不同观点、不同路线. 我们清醒地知道, 五花八门的各种派, 因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 和我们有根本的分岐.  
    因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阶级斗争为纲, 主张人民民主政权首先要保护工农劳动群众的利益, 他们都会说我们极左.
    因为我们批判封建性的专制、等级, 力主从制度上、尤其是政治制度上深化改革;并承认一定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合理性, 这不仅包括承认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民营资本企业的历史合理性, 而且承认农村的所有制形式还要改革, 经济形式还要改革. 只是五十年不变, 依然是个体的小规模的私有自然经济, 仍然局限了生产力的发展, 意味着改革不彻底、不科学, 他们可能说我们右.   
    承认历史发展的实际可能, 承认历史发展的艰难, 承认历史必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承认我们过去仅仅依据理论和想象, 在实践中超越了历史给予的可能, 因而犯了错误, 他们又可能说我们右.
    经历了错误和挫折, 我们的认识就可以相对地比较符合现实, 所以, 我们敢于后退, 为了前进而后退, 退回到比较符合历史可能的历史阶段上去, 尽管可能只是一个半社会主义社会的水平. 从这一点来说 刘少奇同志的 “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的意见, 看起来似乎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但是, 仔细推敲一下, 缺点还是明显的, 因为这个提法没有指出基本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 方向是社会主义的, 而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
    加个半字, 说明了不足, 但不动摇本质, 坚持本质, 所以是个科学的提法.
    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是从本本、 从当时的情况出发的, 或迟或早总要做这件事. 当时也只能这样想, 而且做成功了. 但历史实际现在证明, 当时的作法, 不一定都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要求, 有些作法可能还要改革, 还要调整. 历史还在检验, 最终的结论究竟怎样, 还要让事实说话. 提出这些意见, 他们更可能说我们右.
    但我们深知, 实际不右, 一是尊重历史的实际可能, 一是强调即便在这样的现实的历史条件下, 执政党, 人民政权, 也必须牢牢把握人民民主执政, 必须牢记首先要保护工农劳动人民的利益. 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非常革命的任务, 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包括以阶级斗争为纲, 才能做好的.
    一方面, 承认资本家剥削的历史合理性, 另一方面, 又要保护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尤其是分化中的弱势工人、农民阶层) 的利益, 还要承认工农阶级的领导地位, 主人翁地位, 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 这是不容易做到、而又必须做到的. 不能像现在这样, 只尊重资本, 忘了工人、农民的领导地位, 甚至权钱交易, 非法和资本勾结.
    要想真正实现人民民主执政, 没有牢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没有坚韧不拔地奋斗精神, 是做不到的, 是很容易和平演变为社会民主党的路线的. 所以, 这不是一条右的路线, 是一条深刻的革命的人民路线, 马克思主义路线. 做起来, 很难, 很难.      
    我们的这种立场、这种意见, 文革中, 文革后, 都没有得到过官方认可的发言权. 这和其它 “左”、 “右”两派的命运很不一样, 他们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情况下, 都得到过一定的发言权. 我们从来没有.
    这不是我们个人的悲哀, 这是我们的现实的悲哀. 但我们依然受到鼓舞, 因为了解这些意见的广大劳动群众和广大干部是赞成的, 我们得不到的, 只是官方的承认.
    如今, 恐怕还是这样. 例如这篇文章, 不管写得多么错误或多少有些道理, 有一点则可肯定, 在国内出版是困难的. 我过去写的几篇有关这类问题的东西, 一直如此, 全都是讲马克思主义的, 也不自由化, 但找不到出版的地方, 虽说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大, 又有社会主义 “优越” 的制度.   
    这就是当今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命运, 不容易. 前面提到, 六三年, 二十岁, 差一点被打成反动学生. 文革中, 自一九七零年, 十多年中, 三次失去自由, 不断遭受批判. 谁垮台, 我就被批判为谁的社会基础. 所以, 我做过林彪的社会基础, 也做过邓小平的社会基础, 最后还做过 “四人帮” 的社会基础, 虽然我任何坏事没做过. 总是言论罪.
    最可笑的当然是, 批林批孔时, 在山东大学联系实际, 提出的 “批项运动”, 不胜光荣之至. 甚至把我和托洛斯基、布哈林挂上了钩, 有批判我的言论的印刷材料为证. 我没做过刘少奇的社会基础, 因为那时, 我尚是复旦大学五年级的学生, 还没毕业, 当时还没揪学生, 也快了. 1967年我分配到山东大学后, 复旦掌权的造反派在复旦党委发现了1963年整我的材料, 一位头头要把我揪回去, 被我系萧昌雄同学阻止了, 说黑党委整的材料, 烧了. 所以没能做刘少奇的社会基础.   
    这种言论罪带来的灾难, 对我是有很大好处的, 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 讲阶级, 的确是讲利益, 分析阶级, 就是分析利益. 马克思不是说过吗, 经济学材料的特殊性质, 会把仇神都召到战场上来的. 这是真实的. 你说点真话都不行. 让你人活在现代, 却要体验古代专制的灾难, 因为你的言论触及了权贵的政治、经济特权, 所以, 要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把你打下去. 这种残酷, 只是证明了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的唯物性、科学性.  
    有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他们能看到毛泽东的严重错误. 但就是因为缺乏阶级观点, 对邓小平一类人物则看不透. 他们站在他们所属阶层的立场上, 看到、当然也实际受到过毛泽东对他们的伤害, 所以对毛泽东的错误耿耿于怀, 批评得很重. 可谓个人利益使然. 但他们对邓小平代表封建性的官僚特权阶层, 不顾劳动人民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 不顾两极分化, 只管役使劳动人民, 看不清;对邓小平面对社会制度方面的带浓厚封建性的弊端, 因为这些正是和特权阶层的利益相联系, 因而绝不会去触动, 不会进行改革, 看不清. 而这些问题都是事关大局的.
    所以, 当着他们被利用作为反毛的先锋这一历史任务完成之后, 特权阶层不仅重新上台并且地位已经稳固, 这时, 例如邓小平曾经支持过的 “西单墙” 之类的民主手段, 就要通通被禁止了. 而当他们进一步要想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要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时, 邓小平就用左手举起了 “四个坚持” 的旗子, 用右手拿起了枪杆子. 平定了 “风波”, 并前后请两位总书记下台.
    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 “左派” 和 “右派” 之间常常互相攻击, 但都打不中对方的要害, 因为他们都不接受毛泽东思想. 还是让我们帮助他们做一点分析.

   第四节  用阶级观点科学认识所谓的 “左派” 和 “右派”
  
    所谓 “左派”、“左王”, 真的很 “左” 吗?这要看怎么看 就其举起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子来说, 好象是站在 “左派” 立场上的. 但这只是看到了事情的一方面, 而且不是本质的方面. 因为, 不仅要看他们批评什么, 反对什么, 更重要的是, 还要看他们肯定什么. 只有肯定什么才能显示他们所要追求的利益所在, 从而显示他们的阶级属性.
    所谓 “左派”, 就其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来说是左, 就其不赞成两极分化、同情一部分劳动人民的困境来说是左, 就其不赞成全盘否定毛泽东来说是左, 就其看到党内的腐败和严重的问题来说是左, 就其对现行的有些政策有意见, 提出方向问题来说是左; 但是, 就其放弃 “阶级斗争为纲” ,只反贪官, 不反皇帝, 不反路线, 不反官僚特权阶层来说, 和邓小平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邓力群同志的<十二个春秋>, 就是这派思想的代表作. 全书一再给人一个信息, 就是在整个改革过程中, 他们是邓小平的支持者、参谋者, 是起了突出作用的. 而对胡耀邦、赵紫阳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 , 是坚决斗争的. 事实恐怕就是这样. 他们两眼老是盯住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志, 连他们反对封建、反对专制、反对特权的进步意义也否定, 这还是右.
    所以, 多年来, 我一再强调, 如果说他们对邓小平也有不满, 那顶多也是跪着造反. 而且, 就其过分肯定文革前的一切, 否定深刻改革的必要性, 是僵化的, 是右倾保守的, 是比 “右派” 还右.
    “右派” 往往不懂这一派的阶级属性. 这一派中的许多人, 身为高官, 文革中或许也受过冲击, 所以和特权阶层不容易划清界限, 和我们社会主义体制上的严重弊端不容易划清界限, 所以思想比较僵化. 叫他们 “左派”, 是抬举了他们, 实质是右. 当然, 这一派人中的情况也是不同的, 其中一部份同志, 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以及对各种理论的不断检验, 他们肯定会逐步前进, 逐步会走到真正的左派立场上来. 这正是我们希望的. 他们真诚地信仰社会主义, 缺少的是深刻理解社会主义, 首先缺少的是深刻理解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 就现在的状况, 这一派对政治不会有太大影响, 如果走到真正的左派立场上来, 那就大不一样了.
    “右派” 呢, 就其否定社会主义, 否定毛泽东思想, 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来说, 是右翼. 当年他们的背后站着邓小平, 让他们神气了一段时间, 这是当时邓小平的政治需要.
    可是 “左派” 不懂, 有牢骚.
    后来, 这一派和邓小平分道扬镳了, 他们要中国走跟西方一样的资本主义道路或社会民主主义道路, 受到了邓的镇压.
    “左派” 幸灾乐祸.
    其实, 这也错了. 实际上, 就他们反对专制, 要求民主来说, 是冲击封建特权制度的, 是反对官僚特权阶层的, 就连他们批评毛泽东, 有些也包含了这样的性质, 绝不能一笔抹杀.
    所以对这一派, 也不能简单地说成右, 相对于我们的封建性固疾来说, 他们还算是左, 还算是进步的, 高出一个历史阶段嘛, 尤其就他们这一派中相当多的人希望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来说, 是一种较高的选择, 真能成功, 谢天谢地.
    但是, 中国的国情和北欧太不同了, 就是和东欧比也很不相同, 抄不好, 走向反面, 反倒不如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
    不管怎样, 对他们是可以也应当团结的. 这一派, 不可小看, 名人不少, 还有大官支持, 也有中官、小官支持, 还有知识分子群体支持. 现在是时机不成熟, 一旦成熟, 很有力量, 苏联、东欧的历史剧变已经留下了这方面的历史经验.
    因为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 坚持阶级分析, 我对右派骂毛泽东是取分析态度的. 根本否定毛泽东, 我不赞成, 那也不是只冲着毛泽东一人来的, 那是冲着马克思主义, 冲着共产党来的, 这要和他们讨论. 但是, 批评带有封建性的那类错误, 批评确实做错了的那类错误, 我不计较难听的言辞, 能够虚心听取, 并经过分析, 吸收其合理思想.
    “左派”、 “右派”, 都不是我们的主要的论战对象. 和对他们的态度不同, 我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政治路线, 持坚决批评的态度. 这是从阶级分析出发的, 是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的, 是从当前中国社会的问题的焦点出发的. 他们不但不骂毛泽东, 有时还要说一点好听话, 甚至提出 “坚持” 毛泽东思想, 一副折衷主义的面孔. 这是邓小平为代表的政治势力成熟、厉害的地方. 实际上, 讽刺一点说, 毛泽东的好多真正正确的东西, 他们没有坚持, 毛泽东的好多严重的错误的东西, 他们没有改正. 他们重在贯彻他们的路线, 他们提倡不辩论, 也是为此目的. 所以他们是真正危害党的事业、危害国家、危害人民利益的统治者.
    这是明摆着的. 用一句老话说, 叫做: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是决定一切的. 也如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在听罗瑞卿汇报备战问题时插话所说:“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第1394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1 邓小平上台, 工人农民就要下台. 工人农民的历史地位就要开始发生根本变化, 重新成为无权的阶级, 一部分人重新陷于苦难之中.
    最近,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明特费林在马克思家乡特利尔市的一次马克思纪念会上说, 你们要看什么是残酷的资本主义吗?那你们就到中国去吧! 你看, 连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都说起风凉话来了, 而我们这里依然自认为在搞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并且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历史真会讽刺!
    这就是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的十分现实的结果. 这真是一条生命线啊, 一条关系到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社会地位、生死存亡的路线啊! 不管左派还是右派, 大家应该求同存异. 一致看到, 封建性的专制、特权、等级是阻碍中国历史进步的障碍, 这个障碍的路线上的代表就是邓小平同志, 批评邓小平同志的错误, 拨正路线, 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去封建, 立民主, 大家不会有分岐, 这就是团结的基础. 立起民主, 下一步的事, 再商量. 能商量, 就能解决任何难题. 现在的问题是先争取这个商量权, 然后才谈得上其它. 这就是当前我们面临的历史任务, 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前提. 先争取议政权、商量权, 没有这一步, 一切都谈不上, 历史不是一再表明了这一点吗?

   第六章  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  放手发动群众

    在毛泽东的历史思想中, 还有一个内容特别丰富、贡献特别独到的理论创造, 就是群众路线. 仅是这个题目, 就值得以专著的形式去给予阐发. 但这里, 为了不冲淡主题, 只能从进行阶级斗争的意义上, 给予一点不系统地说明.   
    马克思主义对待群众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是从马克思主义一创立就确立了的. 这是因为, 说到底, 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创造, 主要不是一门学问, 而是人民群众寻求解放的思想武器, 是社会改造的思想武器. 和以往的剥削阶级的社会改革理论不同, 这一学说, 本质上是属于劳动人民的. 所以, 马克思恩格斯, 在他们的著作里, 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 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 这就是说, 社会主义事业是工人阶级以及其它劳动人民的事业, 不能靠别人、靠救世主, 只能靠自己. 共产党人必须贯彻这一思想.
    毛泽东深刻地把握住了这一点, 在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过程中, 尤其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中, 逐步发展了这一思想, 提出了一系列卓越见解, 形成了著名的群众路线. 一九七一年在批判林彪时, 又反复说明这一观点, 并多次指挥大家唱<国际歌>, 因为在他看来: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 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 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不仅要唱, 还要讲解, 还要按照去做. 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 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那里边讲的是, 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全靠自己救自己,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1 <中共中央通知>,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 <1972>12号.]1 这个看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作为执政党, 要不要依靠群众, 是一个新问题. 毛泽东对此有新的创造. 从阶级斗争这一角度来看, 至少有以下几个重要见解值得肯定.
    毛泽东始终强调, 我们考虑一切问题, 办一切事情的出发点, 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也就是现在常说的,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为什么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 为什么要进行这一斗争, 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人民, 避免人民的政权改变颜色, 使人民重新受苦. 三反、五反也罢, 社教也罢, 甚至不惜大乱, 搞文革, 无非都是希望党、希望党的干部永远保持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无非是怕党、怕党的干部蜕化变质, 变成骑在人民头上, 压迫人民、 吸人民血的新的剥削阶级. 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批判, 就其出发点来说, 也是希望知识分子, 能够转变立足点, 和工农相结合, 为工农服务, 而不要充当剥削阶级的辩护士. 历史证明, 这种分析和认识也是大体符合实际的, 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毕生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 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 所以直到今天, 人民群众十分公正地把他看作自己的伟大领袖, 而原谅他在为人民奋斗的过程中所犯的极为严重的错误. 这就是劳动人民观察问题和一部分知识分子观察问题的区别.
    毛泽东始终强调,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而我们自己却常常是幼稚可笑的. 直到临去世的那年, 还是批评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农划等号了, 要做工人贵族. 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 包括我. 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 群众高于领导, 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 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 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 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 包括我, 包括你们. 工人阶级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 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1 <毛主席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 <1976>4号. ]1 这些话, 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讲得出, 是掷地有声的真理. 只有相信这个道理, 才能尊重群众, 信任群众, 相信群众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 不靠自上而下的救世主. 这也是马恩晚年(1879年)给德国党的领导人的<通告信>中的一个基本思想.
    有了这些思想, 才有可能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才敢于放手发动群众. 才不会在群众运动的后面指手划脚, 埋怨群众这也错了那也不对, 犯压制群众的错误. 才能把社会主义运动, 搞成轰轰烈烈的改天换地的社会改造运动. 这是剥削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社会改革运动的根本区别, 是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的.
    不是感到问题严重, 积重难返了吗, 不要紧, 群众起来了, 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 不用担心群众起来会乱, 我们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只要引导得法, 只要有组织、有纪律, 只要有党的领导, 而不是无政府主义, 不是群众自发行动, 就能达到既能解决问题, 又使全民受到教育的目的, 从而改造了世界, 无论是主观世界、还是客观世界.
    依我看, 目前改革成败的关键也在此一举. 没有群众的推动, 改革要想深入是不可能的. 这不符合历史上成功改革的一般规律.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改革如果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必然会受到先进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会形成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 会有一定震动, 倒不一定天下大乱, 但却形成了顺者昌、逆者亡的历史潮流, 这个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另外深刻的改革总会遇到一定的阻力, 没有人反对是不可能的, 有了新兴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一般都能战胜保守力量, 因为保守力量虽说顽固, 但是腐朽, 在有魄力的一定的打击面前, 在发动起来的人民群众面前, 总是软弱的. 前面我们分析了特权阶层的腐朽性、寄生性、软弱性, 他们不足以对抗改革. 这有足够的历史例证.
    毛泽东有很高的领导群众运动的艺术, 在深入改革的时侯, 应该向他老人家请教, 而不要因为曾经有过以往的错误, 就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社会主义不仅仅是经济建设,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阶级, 是彻底解放无产阶级、同时也解放一切人, 一句话, 解放全人类. 经济建设不仅给人民带来好生活, 而且还为这一大目标创造经济基础. 这是共产党人时刻必须牢记的. 这个大目标万万不能丢. 一定时时不要忘记, 在运动的现在, 坚持着运动的未来.
    从这个意义来说, 把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以及相应的整个社会的改造工作, 看成是一种群众必须广泛参加的社会改革运动, 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正是在这一改革运动中, 整个人民群众, 不仅改造了客观世界, 创造了很好的物质生活, 而且改造了主观世界, 创造出新一代公民. 只有具有超脱异化的新人, 才能建成一个超脱异化的新社会. 这个社会才可能是和谐的.
    毛泽东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做的, 所以在他的领导下, 我们的社会状况总起来说是好的, 原因就在这里, 而且那还是在有严重错误的情况下, 建设的这样一种社会精神面貌, 今天, 实际可以做得更好, 而不是将过去好的经验丢掉.
    但是, 我们也不能不指出, 毛泽东在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的过程中, 也存在认识上的错误, 也值得认真总结, 避免再犯.  
    从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三大错误来看, 都有一个如何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
    我认为, 过高估计群众的革命热情和觉悟水平、政治水平、思想水平、文化水平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群众有高明的一面, 但是也有有局限的一面, 只讲一面是不全面的. 造成的问题, 就是做了群众的尾巴, 尤其文革, 像在前面总结的, 混战一场, 不讲政策, 都是因为放任自流造成的. 这是列宁早就论述过的问题, 群众是有局限的. 不然还要共产党这个先进部队干什么?五七年, 群众跟着批判右派, 五八年, 跟着起哄, 文革, 跟着全面内战, 不听招呼. 工宣队进驻大学, 简直是讽刺. 群众运动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展开. 毛泽东在临终前, 也总结了这一教训, 说: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 不要搞战斗队, 主要是党的领导.”[1 <毛主席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 <1976>4号.]1 等等. 共产党人, 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 是不对的;同样, 不对群众做分析, 不承认群众有差别, 不敢领导群众也是不对的. 建国后的历史, 直到今天的历史, 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 当前, 主要是脱离群众的倾向占主导, 但一旦把群众发动起来之后, 就要注意领导的问题了.
    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 在人民民主执政的情况下, 应该对群众的政治权利提供保证的形式和运转的框架, 以避免群众得不到正常权利的运用. 这就需要民主制度.
    毛泽东在文革中视察大江南北时讲过, 平时群众有意见没处讲, 文革一来不得了, 所以到处发生斗干部的事情. 这有一定道理. 群众平时没有提意见的机会.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没有民主制度保证. 平时没有提意见的机会, 没有行使民主权利的机会, 矛盾积累起来, 一遇机会, 就采取了对抗的形式暴发出来, 造成社会的大动荡, 历史证明, 这是不好的, 这是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 应该向资产阶级政治形式学习, 学习他们化解矛盾的形式和方法. .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人民群众应该是活跃的, 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思想文化生活各个领域里都应该是活跃的, 如何保证这种活跃, 唯一的最可靠的形式就是民主制度的建立. 不需要大轰大嗡, 大民主或闹事的结果是不好的, 最好的形式, 就是经常的在民主的形式中, 共商政治、经济重大国事, 同时, 展开合法的斗争, 交换意见, 进行谈判, 说是阶级斗争, 但不是你死我活, 而是大家都活, 而且是都好好地活, 心平气和地商量相处的方式和解决矛盾的方法. 以往那种扩大矛盾的作法, 在民主制度下就难于通过, 而缩小矛盾, 平衡矛盾, 化解矛盾, 恐怕将是人们需要的. 这有利于社会平稳发展、并真正能朝着阶级消灭的方向发展.
    在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下, 人民当家做主, 才不是一句空话;人的自由, 才不是一句空话;人道主义, 才不是一句空话;人权, 才不是一句空话;人最终从数千年的私有制的诸多羁绊中解放出来, 才不是一句空话. 到那时, 社会主义这面旗帜, 才真正是鲜红的, 才真正具有了她应该有的意义, 才真正对全人类有吸引力. 社会主义优越性, 才不是一句吹牛皮的空话, 而是实实在在的、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 到那时, 不用造什么舆论, 人们就会自动向这面旗帜靠拢. 请相信榜样的力量, 相信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第七章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马克思曾经热情称颂过巴黎公社英雄们的历史首创精神, 列宁也称颂过俄国人民在十月革命过程中所表现的历史主动精神. 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是一个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原则.
    毛泽东是体现这一原则的光辉典范. 他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道路特别漫长, 从党创立, 经过了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 才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其间, 经历了一次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几个历史时期, 在这些不同的时期, 在胜利发展和挫折失败的两种情况下, 毛泽东都带领党和人民以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的精神,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那种坚强的意志, 那种宏大的气魄, 那种高站远瞩的视野, 那种把握历史时机的能力, 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 是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才能展现出来的. 斯大林曾经把列宁比做在惊涛骇浪中驾驶革命航船的舵手, 毛泽东也是这样的舵手.
    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国内、国外的大风大浪何曾一日止息过, 但是. 在毛泽东领导下, 总能经过斗争, 达到胜利, 诚如他的诗: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是毛泽东历史思想中的一个突出的贡献. 把握住这一思想, 我们就有了克敌制胜的精神支柱, 就能在国际、国内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 应对自如, 并能因势利导, 夺取胜利.
    现在的问题是,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遭到了空前失败, 我们也在犯了严重错误后向后做了撤退, 西欧乃至整个国际共产运动走入低潮, 在这一系列不利情况下, 我们还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是不是没有历史的根据、因而没有必要了呢?
    不是. 不但有必要, 而且很有必要, 很有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必要. “天垮下来擎得起, 世披靡矣扶之直”, “沧海横流, 方显出英雄本色”.[1 郭沫若词:<满江红>, 转引自<毛泽东诗词选>, 第138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1 正像毛泽东讲过的, 越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 越要看到光明, 越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越要相信我们的胜利就存在于这种敢于坚持的奋斗之中.
    这种坚持, 不是僵化, 不是蛮干, 不是仅仅出自信仰, 而是有理论根据和历史根据的. 这个理论根据, 就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 至今没有过时; 这个历史根据, 就是对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的科学分析. 我们有成功的经验, 而错误、失败作为教训, 又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重犯. 正像资本主义也是一波三折, 经过无数次的危机、失败而曲折发展一样,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生事物, 难免走一些弯路. 历史本来就没有直路, 走弯路是正常现象. 基于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我们完全应该排拒各种犹疑、徘徊的错误观点.
    我们面对的世界, 是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 这是当前世界形势的本质. 阶级依然存在, 阶级斗争依然存在, 剥削、压迫依然存在, 离开了这些本质的东西, 只说和平与发展是当前世界形势的主题, 是不准确的. 这种观点, 无法解释世界上随时都在发生战争, 无法解释美国以及他的盟友还在不断加强军备, 那些运用高科技手段制造的、具有高杀伤能力的武器, 不是对付外星人的, 而是为了维护他们在地球上的利益. 他们不允许别人搞原子弹、氢弹、导弹, 可是为什么不同意中国政府一再提出的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销毁一切核武器呢, 道理很简单, 就是他们要主宰这个世界. 近几十年的教训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毛主席说过, 台湾问题, 实际是美国问题, 是美国阻碍我们两岸统一. 毛主席的这一深刻见解,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 不能掉以轻心, 不能抱有幻想. 我们仍要卧薪尝胆, 因为我们还在受欺侮.
    所以, 如果有人提出, 我们还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要不要坚持共产主义, 要不要反抗帝国主义的垄断和统治. 我们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而且, 必须要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 要坚信, 大风大浪并不可怕, 人类社会就是在大风大浪中发展过来的. 要看清, 离开斗争, 是没有第二条出路的.
    不管如何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不可跨越性, 但有一点必须回答, 到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有没有历史的可能性, 我们还要不要干这项事业.
    在我看来, 总起来说, 资本主义在发展是一方面, 但是, 它无论如何发展, 资本主义必然会导致危机、必然会造成一系列社会弊端是无法克服的. 剩余价值的剥削是无法克服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人的奴隶般的服从分工的情形是无法克服的, 社会财富的私人积累和两极分化的不同占有是无法克服的,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 人的善良的本性无法得到发挥而只能走向异化, 有时甚至连动物都不如. 这一切弊端, 只有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给予解决.
    社会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是一致的. 因此, 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共产党人, 应该敢于反潮流, 在中国的土地上, 创造中国人的较之西方更美好的生活. 这是可以做到的, 也是应该做到的. 当年在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期的时侯, 孙中山先生就卓有远见地看到了它的弊端, 而提出节制资本的深刻思想. 这就是中国人的能力和水平的表现, 今后, 我们还将有更好、更伟大的表现. 这需要勇气, 需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    我在国外生活了二十年, 给我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 西方只能在他们的历史环境里动作, 他们有他们的历史, 积极的地方当然是我们没有的, 但是, 消极的地方对他们来说, 要想超越也是困难的, 而我们恰恰没有这些东西. 例如, 他们强调个性, 但是这种个性是孤独的, 常常是自私的. 这就违背人类的本性. 人类的最自然的状态, 是作为群体、作为社会而存在的. 原始社会不就是这样吗?未来的理想社会, 应该是古代原始社会的否定之否定的再现. 在这方面, 我们完全不必跟在西方的后面走, 而应该走自己的路.
    可是近来, 要求走社会民主主义或称民主社会主义的呼声甚嚣尘上. 这是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潮. 由来已久. 前面论述的马恩列批判的机会主义思潮, 大体都属于这一思想体系. 它是一种在资本主义比较平稳发展和局部改良情况下产生的改良主义思潮, 是一种依附性的工人贵族的思潮. 这种思潮是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 它由最初的宣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和遵循马克思主义, 随着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 现在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也不再宣称代表工人阶级了. 这样的政党执政, 和资产阶级政党执政是一样的, 如果说他们提倡劳资合作, 提倡改良, 那么, 这都是在资产阶级政治范围里的事, 是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根本区别的. 这条道路, 在欧美, 实际就是现行的资本主义道路. 如果我们要选择这条道路, 就意味着, 要放弃社会主义道路, 放弃人民民主执政. 共产党就要纳入到资产阶级政治生活中去.
    他们最爱谈论的是瑞典. 瑞典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实质, 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这一点就是在西方也没有分岐. 没有人认为, 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 简单的说, 瑞典和北欧三国以及德国等国没有本质的差别. 共同点是这些国家公民的福利比较好, 生活比较有保障. 人际关系比较和谐, 吸引人的地方, 就在这里. 但是, 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 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克服. 而瑞典的历史, 也有其特点, 一是短, 二是进入阶级社会的历史尤其短, 农奴制才不过三四百年前的事, 随之大踏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他们的国情, 面临的问题, 改革的可能, 都是我们不好比的. 至于地广人稀, 那和我们就更不一样了.
    事情的关键还不在这些. 关键在于, 瑞典毕竟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资本主义固有的弊端在这里依然存在. 所以对我们来说, 首先面临的选择的是社会制度的问题. 究竟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社会民主主义改良再多, 资本主义的弊端无法克服, 社会主义的问题再多, 但没有不可克服的弊端. 社会主义充满希望, 问题可以克服, 整体越搞越好. 这就是本质的差别.
    退回到资本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大国来说,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弄不好就会大乱. 不用试了, 只要看看苏东就知道了. 苏东现在正艰难地行进. 我们已经有了一次效法苏联的经验和教训, 难道还要再来第二次吗?不用了, 走自己的路, 这就是我们从第一次学习中得到的最宝贵的经验.
    我们坚信历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方向, 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 我们也坚信作为一个工人阶级以及其它劳动阶级的政党, 我们的宗旨和历史任务没有改变, 这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资本主义一步步改良, 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阶级, 暂时没有革命的要求,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还有没有无产阶级和其它的劳动人民求解放的历史任务, 还要不要依靠无产阶级和其它的劳动人民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进行奋斗.
    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大多数采取了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走和社会民主主义合流的历史道路.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 从来的修正主义者就是这样, 运动就是一切, 最终的目的是没有的. 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马克思主义的奋斗目标, 全都丢掉了. 岂只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 所有刀子都丢了.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背叛, 这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嘴脸的彻底暴露, 当年他们在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原则而发生的论战中的那些辩解, 已成为十足的骗人的空话, 历史最终让他们把自己的最后一道面纱也撕了下来. 他们不再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了, 而是纷纷忙着和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划清界限, 以求得资产阶级对他们执政的认可. 历史真是一面神奇的照妖镜, 一切鬼魅魍魉都无法逃脱在它的面前现出原形.
    正是在这个时侯,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真正的共产党人, 却要牢牢站稳自己的立场, 坚持为人民群众的解放而奋斗这个基本点不动摇. 继续坚持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 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 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说要敢于斗争, 是指敢于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斗争, 我们说敢于胜利, 是指敢于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去争取胜利. 我们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是指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从而也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是正义的, 我们说, 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 是指充分发动起来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冷静一点看问题, 当前的世界给社会主义创造了更好的机遇和前提. 现代化的大工业, 不仅改造了物质世界, 创造了更好的人类生活的环境, 而且也改造了人类的精神世界, 改造了人. 虽说, 资本世界的骯脏也污染了人类的精神世界, 但高科技的革命力量也在改造着人. 恩格斯说过, 每一个科学发明, 都使马克思感到振奋, 因为他把科学看成是伟大的革命力量. 现实又一次证实了马克思见解的正确性. 现代化的生产力, 与其说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不如说是属于未来社会的. 当社会民主主义自我欣赏资本主义的改良的历史成就时, 我们可以告诉他们, 这一切无非是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 你们所忙碌的一切, 正是社会主义的前夜.
    中国不是孤立发展的, 世界也不可能再封锁中国. 西方资产阶级领导创造的生产力、管理经济的成就, 政治管理的经验, 都可以为东方无产阶级所借用. 正像1881年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俄国如果革命成功, 并引起西方革命互补的话, 或许可能借助西方的工业成就, 而将农村公社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 这一天, 在俄国没有实现. 但是,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在近几十年生产现代化如此迅猛发展的前提下, 中国人真的可以实现历史的跨越, 而不必回到三、四百年前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去, 把历史再来重演一遍.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辨证法.  

       第八章  高举半社会主义红旗  前进

    社会主义的前面加了个 “半” 字, 看起来很不舒服. 有了这个 “半” 字, 好象和红旗也不相称. 的确, 既然属于社会主义, 这个 “半” 字, 也是可以不加的, 径直叫社会主义也无错误. 但是, 我想, 这个 “半” 字还是加在题目上好. 因为对这个 “半” 字的承认, 我们是付出了沉重的学费的, 是以人民群众的牺牲为代价的, 是万万不可再忘记的.
    这不是泄气话, 这是坚持科学,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坚持承认历史发展的人们不能抗拒的阶段性. 一个 “半” 字, 突出了实事求是; “社会主义红旗”, 则表明了我们的坚定的信仰和坚强的意志. 正是经过这个 “半” 字, 我们朝着英特耐雄耐尔的实现, 脚踏实地地前进.
    现代化的巨大生产力, 正以过去无法可比、甚至无法想象的速度, 向前发展. 它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关系的变化, 而且是社会关系、 思想关系的变化, 是人本身的变化, 从而带来整个社会的变化.
    这些变化, 是让我们远离了社会主义, 还是更加接近了社会主义?回答是肯定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 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迅猛推进, 只不过更加彻底地清扫前资本主义的各种腐朽的没落的拉圾, 更加把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升到社会主义的前夜. 社会民主主义就具有这样的性质, 它很可能是资本主义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阶段。 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社会化的管理, 为社会化地占有生产资料创造了更为现实的可能. 这种高度发展, 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所讲的, 它将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点. 面对这一切, 我们有什么理由悲观呢?
    资本主义正在帮助我们. 他们推倒了封建社会主义, 但这不是推倒了社会主义, 而是推倒了封建. 他们将建立一个改良的现代的民主的资本主义, 这恰恰是在封建社会主义框架里无法完成的历史任务. 有了民主, 有了现代化的大生产, 下一步是什么, 还用说吗?正像我的一位主张搞社会民主主义的朋友所说, 在资本主义的土壤上, 每日每时地都在生长着社会主义. 精彩极了, 亏他想得好. 事情正是这样. 几乎等于大家都在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 我们有什么理由悲观呢?
    真是形势一片大好, 不是小好. 我们不仅是革命的敢于胜利者, 而且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 对于中国来说, 看清这一切, 认准方向, 抓住时机, 不但可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 而且还一定能超过西方发达国家.
    早在四十多年前, 毛主席就以他特有的宏大气派向世界宣告: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 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我们必须打破常规, 尽量采用先进技术, 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我们所说的大跃进, 就是这个意思. 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 是做得到的. 既不是吹牛皮, 也不是放大炮. 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 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 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 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 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 在本世纪初就说过, 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 他的这种预见, 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 这是一种必然趋势, 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1 <毛泽东文集>, 第8卷, 第341,342页,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1 是的, 作为孙先生、毛主席的后代子孙, 我们一定要时刻牢记中华民族的这一宏伟历史任务, 一定要经过我们一代代地奋发努力, 实现这一光辉的理想.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是不能丢的, 今后我们不仅要继续高举这面旗帜, 而且要更高地举起这面旗帜. 有这面旗帜, 就有了正确的思想武器, 就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这个基本原则是不能动摇的, 是一定要坚持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 就要和实际相结合, 发展马克思主义. 这也是不能动摇的. 但是, 不必在套话上下工夫, 不必在 “马克思主义” 后边, 再搞许多 “学说”、 “理论” 等等附加词. 一个马克思主义就够了. 这要立一个规距.
    事实上, 今后的发展肯定是, 靠集体, 靠民主, 一切最好的政策、方案, 不再出自一人, 而是出自人民代表大会. 这才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 突出个人的救世主的思想已经太陈旧了, 该淘汰了. 代之以民主, 代之以集体决策. 学习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处理政治的先进方式, 放弃中古时代皇帝下谕旨的办法. 历史已经再三证明那是太落后了.
    不管是谁,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 到邓小平, 到胡锦涛, 个人的意见, 就是个人的意见. 我们坚持和遵循的只有一个,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这样做的重要意义, 倒不在于, 我们说话不累了, 不然每次, 从马克思到列宁, 到毛泽东, 到邓小平……一个一个, 没完没了, 没有意义, 只会给后代留下笑料. 重要的是, 这是政治制度的变迁, 是从个人崇拜走向尊重人民群众, 真正体现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
    这是一种思想上的进步, 是一种真正让科学代替愚昧. 请想一想, 如果在美国, 要是提出, 以布什思想指导美国的这个那个, 美国人民一定会认为这个人有神经病. 美国总统的权力是很大的, 是很神气的, 但是, 最高的权力不在总统, 他是执行者. 只要看一下尼克松的水门事件, 克林顿的莱文斯基事件, 就一清二楚了. 所以, 那位小布什才说,人类最伟大的成就, 不是创造了极大的物质文明,而是能够把自己的领导人放在了人民掌握的笼子里。讲得挺好。这种政治, 不能因是资产阶级政治而加以否定, 而是应该学习、并有所发展. 和经济建设一样, 在政治领域, 西方资产阶级能做到的, 东方无产阶级不仅能做到, 而且应该做得更好, 真正建立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破天荒第一次的、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和社会.
    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 有高潮也有低潮. 这一历史辩证法,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1848__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中, 有精彩的论述. 恩格斯揭示了, 在近代革命中, 历史常常越过它所可能接受的限度而像惯性一样, 走过头. 但是, 不管有人高喊叛变、复辟, 历史最终还是要回到它的正当的位置上来. 这个思想, 是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共产党人必须注意的. 并不是很多人真正懂得了这个道理.
    现在, 历史学家开始注意作为认识的主体的人的研究, 包括人的认识规律的研究. 但是, 有一点似乎被忽视了. 就是人的认识, 常常并不是单个人的行为, 而是群体的、首先是阶级的认识. 而且, 这种认识, 是和历史的节奏、历史的起伏, 密切相关的. 随着历史的变化, 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在变化. 同样的人, 在革命高涨的年代的精神状态和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的精神状态, 是大不一样的. 为什么有的思想家, 晚年否定了自己的早年, 那是因为, 随着时代的变迁, 他的思想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变化. 对于群体、阶级也是这样. 举一个例子, 在文化大革命高潮的时期, 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保守派, 当时的贬称叫老保, 我没见过谁愿意承认自己是老保. 那时, 都以造反派自居, 造反派是一个光荣的称号. 时过境迁, 现在几乎很少有人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是造反派, 有不少人却愿意表示自己当年是保党委的、是保守派. 这就是列宁说的, 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侯, 泥沙俱下, 混蛋也会宣称自己是革命的了. 这说明, 当着一个历史的高潮到来的时侯, 大家都会热得不能自控, 而当历史终于要走下坡路了, 于是更多的人迅速变冷、变脸. 好象不是他这个人了. 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 因此, 他老想不断推进革命, 不断掀起一个一个新的革命高潮, 从而, 让人们老是保持一种革命的精神状态. 不断革命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 但这是不完全符合历史规律的. 历史不可能一浪接过一浪, 不断推向前进. 不是的. 历史也会疲劳, 人民也会疲劳, 历史需要调整, 需要喘息, 人民群众需要休养生息. 历史通常是在渐进中发展的, 积累到一定时候有可能跃进, 但不可能老是跃进. 参予历史创造的人们是受环境支配的. 战争年代的人, 精神状态一个样, 和平年代的人, 精神状态另一个样. 不能拿战争时期的要求, 去要求和平年代的人. 一九四九年, 民主革命刚刚取得胜利, 全国人民处于革命精神高昂的状态, 在革命到处都在节节胜利的情况下, 毛泽东顺势利导, 不断推进革命, 不同意刘少奇同志的 “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的意见, 这本是有道理的, 看起来也成功了, 但是渐渐走过分了, 走得太快了, 最后还是走向了反面.
    这是历史辩证法的一方面. 也就是说, 历史是有节奏的, 有限度的, 不可能一浪高过一浪, 老是前进. 历史会退下来, 人们也跟着退下来. 革命充满激情, 但是, 人们不可能老是充满激情. 一旦进入和平的生活, 人们更需要的是平稳、安静、和谐. 所以, 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是有缺点的, 他不只一次讲过这样的意思, 怕革命停顿下来, 怕人民失去革命热情, 所以, 要不停顿地搞运动, 他老是怀念延安时期的那样一种革命精神, 战争年代的那样一种革命精神, 老想让全国人民都能向他那样充满热情地继续革命, 不断革命, 尽快革出一个全新的中国, 历史证明, 这样做, 太急了, 不符合实际, 到头来, 还要受客观规律制约, 要退, 而且让人民跟着吃了苦头.
    但现在, 我要讲的主要是还有另一方面. 进进进, 是不行的;但是如果走到另一面, 老是退, 退退退, 退起来没完, 退偏了方向, 在退的时候忘记还要进, 这也会违反历史辩证法. 就像人有脉搏, 历史也有脉搏, 领导人的高明就在于能够摸到这个脉搏, 把握这个脉搏, 有节奏地率领人民群众前进.
    这是不容易把握的, 这个 “度” 不好找. 但又是非找到不可的. 我认为, 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个历史课题. 例如, 在经济上该退的都退了, 或者还需要一些局部的调整. 但是, 就此听其自然, 无所作为, 甚至退错方向, 由退而降. 这就是路线问题了.
    在任何的情况下, 必须考虑如何发挥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不能退出社会主义轨道, 改革不是退让, 更不是投降, 改革是调整, 是要在一切都调整好了情况下, 带领人民更好地前进. 这才是退的真正的目的, 才是退和进的革命辩证法。
    有的已经退过了头. 例如思想文化领域里, 我认为, 退过了头, 而且至今没有担当起领导责任, 听任腐朽的思想文化(如果还能称文化的话)占领我们的阵地, 危害青年, 危害社会, 干扰我们的经济建设. 这就是在退的情况下, 没有把握住尺度. 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因为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事情, 和经济领域里的事情, 不是一回事. 到现在还没有总结, 还没有重新温习毛泽东的意见.
    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问题的关键的一条, 就是违背了毛泽东一再强调的, 政治是统帅, 是灵魂, 没有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 没有了纲, 没有了方向, 也就没有了标准, 牛鬼蛇神, 乌七八糟的东西就要出来, 而且出来了, 听之任之, 没有去进行斗争.
    可是, 事情总是这样, 你不斗他, 他就斗你, 阶级斗争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 和过去的管得太严、混淆两类矛盾性质, 处理不当相反, 现在的问题是, 管得太松, 管的方式也不得当, 一弄就查封, 不是去做思想上的论战, 是一种软弱的、起反作用的消极作法.
    其实,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界限, 是非常明确的. 那也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 一个是一心为公, 一个是一心为私. 在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 我们提倡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思想. 提倡不等于必须. 我们主张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这是要实行的. 我们反对一心为私. 我们承认私有制的合法地位, 但不等于这是我们追求的目的, 更不能宣传一心为私, 表扬一心为私, 而应该批评. 这既可以通过一定的法规, 把公与私的关系加以法规化, 更重要的是管理者, 自己必须明确, 必须理直气壮地、不厌其烦地去做该做的思想教育和说理批评工作, 不敢举旗子是不对的.
    至于各种历史唯心论, 各种腐朽的封建迷信思想, 那更是要批评、要反对的. 犯法的还要查禁. 而现在, 这些东西, 在影视文学、戏曲舞台上, 一起向我们涌来, 我们也是听之任之. 如果这样, 人民民主执政就没有起到自己应该起的历史作用, 是国家机器的集体失职. 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否则不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
    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成特别复杂, 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 仅是一个例子, 它说明, 在这里必须巧妙地运用历史辩证法的思想, 简单地固定于一种作法不行, 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 有时紧一点, 有时松一点, 在历史的弹性范围里巧妙地调整政策, 顺利的时侯, 不要崩断了弦, 不顺利的时侯, 不要一溃千里.
    不要忘记毛泽东的一个深刻思想: 管理也是社教. 社教是什么, 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是政治, 是阶级斗争. 一个社会, 不管理是不可想象的. 国家的职能就是要管理, 人民也要求管理, 不管哪个阶级都要求管理, 否则社会就无法运转.
    问题在于管理的性质. 我们要搞社会主义管理. 例如, 对民营资本主义要不要管理? 对民营企业, 要支持, 要发展,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并正在做着. 但是, 不说节制、限制, 现在还谈不上, 单说要不要管理?恐怕许多人是不清楚的, 至少态度是不坚决的.
    实际上, 社会主义经济, 作为一种多种经济并存的形式, 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全部社会主义性质都体现在这里了. 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和价值规律一样, 也是一个大学校. 管理得好, 经济不仅发展, 而且发展方向对头, 发展成果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 搞不好管理, 事情就要走向反面, 资本就会侵吞国企、侵吞工人, 资本主义就会侵吞社会主义. 这几十年的历史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教训. 如果经济发展, 最后只是养肥了资本家, 而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 那经济发展的意义就大大打了折扣. 我们已经吃了这样的苦, 人民也一再呼吁政府正视这一点, 管好这一点. 这说明, 管理是必要的, 是社教.
    我们的国家要走向富裕, 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的不能动摇的目的.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肯定个人富裕, 肯定个人在守法的前提下, 经过自己的艰辛努力, 发家致富. 我们不但不能打击, 而且要支持. 但是, 我们更要支持的和提倡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共同富裕的形式. 在不损害私有经济的正常发展的前提下, 我们的着眼点在公有经济部分. 我们的首要的考虑, 应该是如何叫广大劳动人民, 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 尽早过上富裕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的好日子. 这个目的是不能动摇的. 不然, 哪里还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还有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性质, 还能被人民所欢迎? 现在, 人民有很大的意见, 不是红眼病, 他们是从社会主义性质的角度考虑问题, 他们提的问题, 是他们利益的反映, 是有权力这样提的、是正确的.
    简单地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提法不确. 在搞分田到户、搞私有企业的情况下, 肯定会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是必然的、也是允许的. 但是, 我们工作的着眼点, 必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而且必须让大家明白,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共同富裕是我们国家的性质决定的, 是天经地义的, 大家必须保卫这一点. 离开这个基本点, 就离开了社会主义. 资本家可以很富, 但是, 我们可以让劳动人民群众生活得小康而愉快、团结、和谐、健康. 这种生活, 对于人来说, 可能比金钱更有吸引力.
    个人富裕和共同富裕是一对矛盾, 这个矛盾能否处理得好, 至关紧要. 它既要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 又要能为各阶级所接受, 真正能促进生产发展、经济发展, 真正有利于实现搞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把整个中国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起来, 在这同时, 千万不能忘记, 还要把人民群众的政治水平、精神水平提高起来. 大家都看到了民主制的势在必行, 但是, 也要看到, 民主制运转得好还是不好, 一个重要的条件, 就是人的素质问题解决得好还是不好. 民主制是人去执行的, 人的素质如何, 决定着民主制执行的命运. 民主制作为上层建筑, 不是万能的, 是要有基础的. 弄得不好, 民主制也可能走向反面. 我们在这半个多世纪里, 已经有足够的教训. 说到底, 都与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和文化环境分不开. 每次试图走向民主, 结果却以专制而告终. 这是每个希冀民主的人应该好好想一想的.
    当我们考虑, 要想让中国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加速跃进时, 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依我看, 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从最高领导者到普通群众, 一无例外地来一个自我革命、自我改造, 把素质提高到和时代相适应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标准要求上来. 一旦获得这一条, 其它的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
    怎么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这又要向毛泽东请教. 恐怕还是他经常说的那一条,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 改造主观世界. 或如在<论持久战>里说的, “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 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 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 ……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1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第425页, 人民出版社, 1966年版.]1 我们的老一辈的革命家不就是在革命战争的烈火中, 锻炼、培养出来的吗?这需要一定的形势, 这个形势的造成, 只能理解为展开有组织的群众运动, 有组织的阶级斗争.
    要敢于并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政治路线端正之后, 最重要的, 尤其是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说, 最需要的, 是强有力的政治措施.
    历史一再证明, 改革是不可能靠乞求获胜的. 整个问题的解决, 要靠政治, 而且必须是强有力的政治. 各国历史上都有这样的例子. 尤其是近代欧洲革命时期的历史证明, 好多次的失败, 都是因为在那里召开无休无尽的会议、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 而坐失良机, 使革命半途而癈. 改革也是如此, 自古以来, 成功的改革, 都是因为执政者下定决心, 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包括毫不留情地清除保守势力, 才能将改革搞成功.
    改革是制度的转换, 是整个社会的转型, 在涉及损害某种集团的利益的时侯, 是有可能引起动乱的, 没有强有力的措施做保证不行. 你越软, 对抗势力越强, 你越强, 对抗势力越软. 这也是历史辩证法, 也是人之常情,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单就中国历史上这方面的经验就用不完. 现在中国执政者的政治上的缺点就是太软, 仅仅是劝说, 没有强有力的措施, 或者只想自上而下地依靠行政机构解决问题. 结果有好的意图, 好的设想, 但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这是大家都看到、都明白的.
    强有力的政治的力量源泉在哪里?在人民群众. 这一条, 是无产阶级政治优于资产阶级政治的地方. 就是资产阶级政治也已经和人民群众在尽量多地沟通了, 我们怎么可以放弃这一条呢?更何况在这方面毛泽东留下的思想遗产最丰富、最正确, 这是我们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从社会改革来说, 最终的目的, 既然是人和环境的改造, 因此, 参予的人, 总是越多越好, 这样不仅可以造成一个推进改革的必不可少的声势, 而且,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 人民自己也得到了改造. 我们也有这样的历史经验, 主要是建国后的历史经验, 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这也是社会主义改革不同于资本主义改革的根本的地方, 是更深刻的地方. 不能因为过去在这方面有领导不力的缺点和错误, 而否定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尤其不能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去, 生怕群众起来参予改革, 这就和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背道而驰了.
    有了正确路线, 有了群众基础, 还需要贯彻路线、领导群众的干部队伍.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 经常强调这样一个历史经验. 就是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在整个革命过程中, 他始终抓住培养干部这一条, 中国共产党也的确拥有国民党不可比的一大批人才. 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胜利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的原因. 建国后, 由于我们的体制上的问题, 又由于片面强调要做党的驯服工具, 因此使我们的干部队伍, 较之老一辈的情况, 有它特殊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马列水平不高, 独立思考能力不足, 工作不敢有所创新, 办事不能雷厉风行, 遇到风浪更不敢反潮流. 少数人, 作风不正派, 靠吹牛拍马上去, 靠权钱交易发财, 是属于要被清除的份子. 现在要大胆改革, 依靠这样的干部队伍的状况是不行的. 必须加工. 党的主要领导人要抓这件事. 毛泽东在延安不是亲自给党校干部上课吗?过去毛泽东说, 中国要是有二、三百个真正懂得马列的干部, 中国的革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 现在, 领导这样大的国家, 这样多的人口, 二、三百肯定是不够的, 起码要有一千, 乃至一万. 这批人从哪里来?本来中央党校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才基地. 但是党校的办学方式有弊端. 据说, 现在有一个很坏的风气, 就是党校成了官僚们拉帮结伙的地方, 同学成了酒友, 成了政治上的帮派.
    党校应该办, 但是办法必须改. 在党校学习、训练, 理论要新鲜的, 要发展的, 不要教条式的教学. 然后, 最重要的, 就是让学员到实践中去, 去解决具体问题, 去实际训练. 这个马列和实践结合的过程, 是不能作假的, 是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水平的. 我看, 要想有大动作, 胡锦涛同志要亲自抓这件事, 搞出一只铁军, 只有这只铁军才能贯彻强有力的政治措施, 靠这只铁军首先把党改造得强有力, 然后带领全国人民把改革搞深入, 把改革搞成功. 这实际也是从文革到现在的教训, 是值得研究的. 主席晚年简直是孤家寡人了, 这件事没办好. 这件事很难办, 但非办不可. 没有兵, 怎么打仗, 还用讨论吗?

                     结语   
   

    毛泽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曾以巨大的历史感分析说, “从现在起, 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 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 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 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处在在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为了这个事业, 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 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 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1 <毛泽东文集>第8卷, 第302页,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1从毛泽东讲这个话, 五十年过去了, 世界的历史的确已经发生了伟大的变化, 而且正在继续发生着伟大变化. 任何停止的论点, 悲观的论点, 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 都是错误的. 只有遵循毛泽东的教导, 既要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 又要坚持和具体实际相结合, 一步一步向前推进认识, 才能担当起我们应该担当的历史任务.
    中华民族遇到了亘古未有的最重要的历史机遇. 十九世纪给予中华民族的只是灾难, 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为翻身和独立而奋斗. 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任务, 就是在亚洲建立起一个举世无双的繁荣、昌盛、团结、和谐的新家园, 并以具有强大实力的东方巨人的姿态鼎立于世界.
    这一切不可能来自恩赐, 只有通过斗争和奋斗才能得到. 指引我们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并保证我们少犯错误、尤其是不犯大错误的一面红旗, 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不要因为毛泽东犯有严重错误, 就抛弃毛泽东. 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 应该能够承受自己的错误, 能够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 如果因为有了错误, 就简单地带着情绪将一切都抛弃掉, 这只是儿童的水平, 是犯傻. 俄罗斯就正在犯傻. 一个两次抛弃了列宁的民族, 不能不受惩罚. 资本主义的移植, 一是不简单, 二是不万能. 倒是毛泽东一再叫中国人民虚心向列宁请教, 这本身就证明了毛泽东得马列真传. 当然, 五十五万右派, 上千万饿莩, 全国全面内战, 这的确是太大太大的错误, 但是, 如果因为这些严重错误, 就将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正确的思想, 也通通抛弃掉, 那我们就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而这是很可惜的, 因为毛泽东正确的思想, 也是拿牺牲换来的, 并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不要忘记, 毛泽东思想, 归根结底是我们民族的产物.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儿子. 这是一个天才. 好多思想是天才的思想, 是在本世纪仍然对我们民族起作用的. 如果让那些乌七八糟的谬论代替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那是我们民族的迂蠢和悲哀.
    我们是绝不能这样做的, 也是绝不能允许这样做的. 当年振臂高呼过的口号之一便是: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我相信, 对有些人来说, 这不是一句空话、假话. 在当今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上,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护身符, 是我们的锦囊妙计, 我们随时都可以向他老人家请教, 而不至于在斗争中吃亏. 要干社会主义, 就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要想祖国自立强大, 就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历史必由之路,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 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不会被一时的挫折所吓倒, 也不会轻信软弱的文人学究的诅咒. 我们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是革命的英雄主义者, 我们具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 具有科学的坚定的理论信念, 我们能够绕过一个个暗礁险滩, 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以现代化的大生产力为基础, 以宽松的、可调节的生产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为基础, 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我们伟大的十三亿中国人民, 从胜利走向胜利.
    今天这面旗帜上写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半社会主义, 明天这面旗帜上写的将是发达的社会主义, 总有一天, 这面旗帜上写的会是完全的共产主义, 即便到那时, 人类还要改革, 还要前进.
    相信列宁的话吧: 前进, 那是多么好啊!
    是啊, 高举半社会主义红旗, 前进!
           
写于德国马克思的家乡洪斯吕克, 完稿于北京. 时值毛主席113周年诞辰.                                                      
                                                       2006.12.26
   

我只能拿出这样一块不太规整的铺路的砖头. 我请读者不仅注意我说错了什么, 而且也能注意我说对了什么, 如果多少说对了一些道理, 被认同了, 此文也就算有了价值. 对于说错的地方, 能够为别人所避免, 同样也算有了价值. 我也是又自信又不自信. 但我不迷信. 我自知自己渺小, 但我知道谁伟大, 这似乎更重要. 我相信, 人类认识的高峰总是由无数认识的颗粒积累托起的. 我能提供一点, 也算尽了责任, 当然也就满意了. 我想尽量避免差错, 但是, 像扫地一样, 一天扫二十四小时, 也扫不干净, 这还是主席说的, 我只好叫它带着我看不见的灰尘走吧.                                                                     
附记.200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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